(1) 中央政府在沙士時向香港「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提供藥物和器材和領導人慰問
(2) 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恢復香港經濟
有關「沙士在香港」，香港媒體和香港記憶中的主流論述：
(1) 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
(2) 沙士肆虐期間，北京為了強調一家親，讓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2003年5月當香港有足夠藥物和疫情好轉，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此舉被認為是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
(3) 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過，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然而，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因素。
(4) 沙士期間曾一度讓香港人反省，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着石頭過河，是為沙士的提醒。然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在沙士疫情尾聲時，中國從上而下「贈給」香港的，那不是一個協定，而是瞬間完成的「安排」，香港社會尚未商討沙士之後，該如何重新反省中港間的連繫。6月23日世衛才將香港從疫區的名單上除名，6月29日香港就「被安排」了CEPA。299位死者還是屍骨未寒，沙士調查還未完成。
(5) 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開會期間，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沙士過後幾年，陳馮富珍作為「中國代表」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然而對中國來說那些反對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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