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城市化「大躍進」

odin

瘋狂的城市化「大躍進」

　　大陸近些年來的所謂結構性通脹，主要來自農業，特別是廣泛急速的「城市化」貽害無窮，造成整體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和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供應城市副食品的生產基地改在遙遠的未開發區，加重了生產和運輸成本，這些都成了這一輪CPI漲幅格外兇猛並持續躥升的主要源頭、禍根。

　　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早已無田可耕、無菜可種。今天，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農耕時代物產豐饒的杭州，也隨著城市化而容不下一塊菜地了。據杭州市農業局的統計資料顯示，二○○五年杭州市主城區蔬菜種植面積二十二點三三萬畝，到了二○○八年，這一數字變為十六點零三萬畝，平均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在減少。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像杭州、蘇州、嘉興等城市的蔬菜自給率都不超過百分之三十。在這種現實下，中國的食品物價能降下來嗎？

　　據中共《改革內參》去年第四十二期文載，在一九八○年至二○○五年中國城市急劇擴張期，GDP每增長百分之一，便佔用農地二萬公頃左右。而日本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四年快速發展期，GDP每增長百分之一，佔用農地僅二千五百公頃左右。也就是說，中國GDP每增長百分之一佔地面積是日本的八倍！

　　正當一些發達國家人群開始出現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區向市郊分散化的趨向。正是人家避免人口過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時候，中共竟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群。二○○三年，中共就鼓吹大陸的城市化水準已達到百分之四十點五，提前六至七年實現原定城市化的目標，並已進入「加快發展期」。宣稱至本世紀中期，全國「城市化」水準要達到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在中共狂熱的推動下，數年來各地「城市大規劃」達到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至去年有四十八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大規劃」之風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領導要求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乃至三十四倍進行規劃。大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廣場紛紛上馬。去年八月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結果顯示，六百五十五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二百多個地級城市中有一百八十三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而當「大躍進」之風颳到貧困縣，「造城」盛況更發人深省。去年五月，內蒙古清水河縣歷時十年「建新城」計劃被曝光：這個財力只有三千多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六十多億元建新城，結果留下了一堆「爛尾樓」……。

　　英國城市化水準從百分之二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七十用了九十年時間；法國從百分之二十五點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一點七，美國從百分之二十五點七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點二，都用了一百二十年。而中共從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八提高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點五僅用十年，不說加快，即使用這樣的速度，二○二○年左右就能達到百分之六十，二○三五年以前就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換句話說，中共只用英國的一半時間，法國和美國三分之一的時間，就要走完同樣的城市化進程，還美其名曰「跨越式」發展，中共熱衷「超英趕美」的勁頭又上來了。高鐵建設太超前，溫州動車之禍都是這種思維的反映。當年毛澤東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搞的「大躍進」餓死了四千萬人，中共為了自身的利益，至今不願正視並從中汲取教訓。今天，「城市化」這種罔顧市場規律，通過很強的計劃經濟模式、很強的行政手段來推進設定的揠苖助長瞎折騰，又要走多遠？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在問──禍國殃民何時休？

　　中國是傳統農業大國，向工業化國家邁進，還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與工業化相伴隨的城市化，從來就是一件任重道遠之事，非常複雜，需要解決許許多多的前置性、伴生性和矛盾性的問題。將農地變成工地、將農民變成市民，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換，只是城市化進程一個小小開頭，還處於名義上的城市化階段。還有一個二次城市化的問題，必須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與城市化速度相並進的增長，並且使這個綜合權益結構層面轉變達到非常穩固的水平。本質地看，這才是城市化的終極要領。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既是一個建構堅實社會福利的過程，也是一個培育消費能力的過程。繞開這些重要環節，憑空地、人為地要搞什麼城市化的「大躍進」，災難性的結果必然是難以逆轉的。

　　農田被佔誰來養活中國

　　數千年來形成的以農立國之格局，是否數十年就能輕易改變？中國的特殊性是非常鮮明的。

　　一是人口太多，而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與發達國家比相差都很遠。如果二○二○年中國有十五億人口，百分之六十城市人口就是九億；本世紀中人口十七億，那麼百分之七十五的城市人口就是十二點七五億。這樣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設施才能支持？中共並沒有周全和通盤的考慮與規劃。

　　二是中國可利用土地資源十分貧乏。中國的陸地面積雖然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但不可利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乾旱地區佔去三分之二以上，人均耕地面積為一點三九畝，僅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按規劃，中國的城市化需佔用全國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約三十萬到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即幾乎相當於全國平原總面積的二分之一！在西部地區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點九。如今中共一年審批的各種建設用地大概是四百萬畝，其中大約二百八十萬畝左右是耕地。通過簡單的推算可得出：若中國維持這一速度佔用耕地，十年內就將觸及十八億畝最低耕地的紅線。據公開資料，一九九八年全國耕地面積尚有十九點四五億畝，僅過七年，到二○○五年就已降至十八點三一億畝，而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年的非農建設佔用耕地面積就達二千七百四十六點五萬畝，相當於半個海南省版圖。隨著大批豪華廠房、樓宇和各種「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國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僅造成了一大批無地、無業、無保障的農民，糧食產量接連滑坡；更為甚者，耕地消失，不可再生，如此濫殤我們有限的土地資源，造成了難以逆轉和難以糾正的惡果，我們的子孫後代吃什麼？誰來養活未來的中國？

　　土地開發 貪污盛行

　　在大陸，二○○八年全國賣地收入為九千六百億，二○○九年為一點五九萬億。一○年為二點九萬億。政府每年從中國大地掠奪十二、三萬億，這些錢成為黨政的私款，單二○一○年的三公消費是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九億元。城市化衍生的土地開發，房地產虛旺，為貪污腐敗大開了方便之門，成為中共貪官掠財的主要途徑。十多年來，大陸涉房地產貪瀆的大案層出不窮，數量誰都無法作出準確統計。官商利益一體化在中共瘋狂追求GDP的背景下，已經成為影響房地產市場良性發展的毒瘤。大到政府官員小到根本算不上政府工作人員的村委書記都妄圖從中謀取暴利。

　　先看首都北京，中共權貴們通過國企、央企把黃金地段土地，以國家的名義霸佔下來，然後，高價轉手圖利。比如去年，北京市在新一輪的搶地熱潮中，有六塊土地被央企拿走。儘管很多央企沒有房地產開發這一項業務，但是他們卻通過技術處理，可以讓央企資金流入「子」公司，由「子」公司出面買地。如獲得朝陽區奧運村地王的成都中澤就是中國電子在撐腰。

　　中國不動產研究中心資料顯示，僅去年六月份，北京的土地出讓收入就超過百億元。土地市場上演的這齣「國進民退」大戲，已促使京城溢價率超過百分之一百的土地，在短短一個月之間由百分之十七躥升至百分之五十六。人們不禁質疑，央企為何頻拿地王？拿到了大筆國家投資的央企不去搞實體經濟，而是跑到房地產市場來興風作浪，混水摸魚，背後都有中共的政策開路，牽涉黑幕重重的官場。天子腳下的北京尚且如此，地方上就更不用說了。

　　英國和日本保障失地農民權益

　　英國和日本的城市化進程，都充分考慮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密切關係，並在社會公平方面著力，較好地實現了城市化。英國的「圈地運動」源於工業化需求而非城市擴張需求，面對大量失地農民，英國採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國政府一八六八年和一八七五年兩次頒佈《工人住宅法》，拆除貧民窟，建設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進程中十分重視農民的利益，一方面為進城農民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嚴格要求企業對勞動者的僱用保障，採用近乎終身僱用制的方式，確保農民進城後不會陷入困境。

　　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中共城市化土地制度卻非如此，而是所有城市化用地，一律經政府徵收，轉為國有。這些土地不是用來發展工業為城市化配套，而是大量用來發展房地產，被黨官變作生財的工具。失地的農民得到的賠償微不足道，不少地方的農民的集體土地甚至被村委書記私自賣掉，村民一分錢補償都得不到。

　　就算僥倖有，政府徵用農地最高補償標準只能是該土地農業產值的三十倍，而很多地方補償標準不過是農業年產值的十倍左右。近十幾年來，各級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徵地、高價賣出」所得價值總額，據說高達二十萬億元至三十萬億元。「國進民退」的規模之大令人震驚。

　　以福建為例，按照當地政府的標準，一等農田產值被劃為每畝一千六百元，徵地補償按該耕地年產值的二十五倍合併計算，一等地徵地補償僅為每畝四萬元左右。而福建省廈門市二○○九年土地出讓價格可以達到每畝二十至三十萬元，若經過二、三級市場的再轉讓，土地價格可達到每畝百萬元以上，農民集體所獲得的徵地補償只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幾十分之一！

　　二○○六年四月，國土部將山東、天津、江蘇、湖北、四川五省市列為被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第一批試點。至二○○九年又陸續批准了十九個試點省市。該政策下，若農村整理複墾建設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鎮可對應增加相應面積建設用地。這就讓地方政府有機會把手伸向農民的宅基地，讓農民「被上樓」以獲得良好地段土地謀取暴利。

　　在中共這種雙重盤剝政策下，農民不僅失去賴以為生的田地，連住宅也在國家開發、政策徵地的名義下被強搶去，以致引發了此起彼伏的農民為「保家園，抗強拆、反徵地、反滅村」的無數衝突、上訪、打官司，甚至演變成駭人聽聞的暴力侵地事件。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去年中國估計出現了十八點七萬起「群體性事件」，其中百分之六十五與土地糾紛有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四川成都的唐福珍，江蘇鹽城、北京海澱、山東膠州、福建泉州、黑龍江東寧、湖南株州先後發生拆遷戶自焚抗爭；到溫州樂清反徵地的「維權村長」離奇地命喪車輪下，背後都有中共官員直接支撐參與。

　　去年十月八日，廣西北海市為了拆遷幾個村莊，有關部門不惜動用防暴警員，於凌晨五點將睡夢中的村民銬上拖出家門，然後強搬東西、拆房。北海市政府還強行推出了「株連拆遷」措施，意為拆遷戶若未簽署協定，家屬職業就會被暫停，徹底使強拆後的村民失去生計。

　　江西宜黃農村，去年亦發生了一宗被強拆戶自焚並造成一死兩傷的悲劇，其中當地官員對拆遷戶鍾家姐妹的圍追堵截和對死者的搶屍大戰，在媒體曝光後震驚全國。而該縣一位地方官員於事後卻在媒體發表了一篇《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奇文，其文章和博客吸引了上萬名網友的關注和評論。這位化名官員的「直抒胸臆」，不僅為人們窺見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之一斑，也使人們反思中共的歷史。基於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新中國的誕生本來就是暴力的產物。六十年來無數人的身家財物被共產，不僅包括掠地強拆，中共的一切都是強取豪奪而來的。此文一語道破了中共政權的本質，說盡了中共的匪性。

　　對農民群體資產權的掠奪

　　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土地都是私有制，無論是皇帝時代，還是民國政府時代。一九七八年，中共修憲加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為國家所有」的條文，城市化更進一步把農民的土地都以開發的名義轉為「國有」。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化。「國進民退」將遠遠超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推行的強制性公社名義的國有化。因為當時私有的農地在集體化之後畢竟還是由農民集體所有，而在城市化的名義下發生的強徵強拆，卻代表了對一個為中共政權的建立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群體的所有資產權，徹底全面地被沒收掠奪！這是國家壟斷式的權貴資本主義。它靠壟斷和掠奪，不靠競爭去掠取巨大的超額利潤。中共各級官員及其龐大的權貴集團，全面地把持著國家的經濟命脈，此舉無疑開創了一項中國歷史上最野蠻、最強橫的剝削壓迫記錄，同時也必然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記錄！

　　失地農民景況淒慘

　　據大陸媒體報道：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累計不少於六千萬人，僅「十一五」期間每年新增失地農民約二百萬人。另據抽樣調查，有百分之六十失地農民生活困難，沒因失地影響基本生活的只佔百分之三十；有百分之八十一的失地農民對未來生活擔憂，其中擔憂養老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經濟來源佔百分之六十三、醫療佔百分之五十二點六。

　　受中國城鄉分割以及戶口制度的約束，大量入城的農民並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類公共服務，其收入水平、消費模式等遠無法與有戶口的城市人相比。天價的商品樓也使他們在城市買不起房子，高昂的住屋租金更令他們難以在城市長居，種種不公使他們不能融入城市而淪落為繼下崗職工後出現的又一弱勢群體。由於缺少技術專長，他們長期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絕大部分處境艱難。例如在深圳，人口有一千二百萬，正式城市戶口的卻只有三百萬，大量的農民工居住、職業、社保、孩子上學等問題，都沒有基本的保障。

　　國家統計局對二千九百四十二個失地農戶家庭抽樣調查也顯示，七千一百八十七名勞動力中，徵地安置就業只有一百九十七人，僅佔百分之二點七；外出務工一千七百八十四人，約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八；經營二、三產業一千九百六十五人，約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從事農業一千八百零七人，約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二；空閒在家一千四百三十四人，約佔百分之二十。

　　星火燎原只是時間問題

　　農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最寶貴的家庭財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發展的就業崗位，失去了上能養老、下能撫幼的長期生活保障資源，而處於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的「四無」狀態，流離失所，生活毫無保障。

　　回顧歷史，釀成中國朝代更迭的因素，往往就是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無田無家，成為流民，從而揭竿而起。而「民以食為天」，糧食對於華夏自古便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今天，中共的城市化、權貴資本主義的掠奪方式，無視為其政權立過汗馬功勞的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已使中國社會埋下了諸多不穩因素，星火燎原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