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 有形之手下的自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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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視野】

* 李光耀走了，新加坡能再好下去嗎？
                                      
       鄭赤琰 教授     -     2015-03-25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651      
      


一個已well established的國家，需求更迫切的是技術官僚的專業管理，不是革命性的政治領袖。 （亞新社圖片）


李光耀在3月22日凌晨三時辭世，新加坡國內外都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沒有李光耀，新加坡能夠繼續維持高增長的經濟與高度法治的安定嗎？本文且試以這問題作出討論。


在李光耀參政的頭十年（1955-65）所處的政治環境，事實證明，他確是在當時所有參政的同僚中，有過人之處，無論政治遠見（vision）、戰略策劃、政黨組織與領導、情商（EQ）與幹勁、法律學識、口才與急才、個人紀律操守、廉潔等，都把對手比下去。這很不簡單，因為他所處身的頭十年，面對到的國內與國際形勢非常凶險。


李光耀掌權時的四大問題


國內有兩大煞星，一是種族問題，一是獨立建國問題。前者因着殖民地統治結束在即，換言之政權將出現真空，建國後政治與經濟權力如何重新分配，早在李離英返國前已在巫人、華人、印度人之間開打，種族暴動已不絕如縷，理性談判早已空間很有限，各族都在動員拼個高下。


後者所見到東南亞國際形勢，以武力反殖反帝不在話下，難纏的還加上民族解放與共產解放有交集，反帝與反資又難分黑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46年開始美國實行反共圍堵政策，越南先是反法，後來反美，戰火愈燒愈旺，1954年萬隆會議也在印尼召開，一個左傾的印尼對着一個右傾的馬來亞，新加坡國內馬共與左派政黨也都捲入了這個冷戰的鬥爭。


李光耀在此頭十年要探出頭來，委實不易。考驗他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為新加坡建國定位：要成為一個共產國家，正如馬共所要的嗎？要成為一個華人國家？要成為一個種族優先權的國家？要繼承英國遺留下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國家？所有這四大國家定位的問題，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領袖不需面對，可是李光耀卻不得不面對，因為每個問題都會迫使新加坡走入死胡同。


一、與共產主義割蓆


就以第一個問題便涉及了國家的意識形態的選擇。若選擇共產主義，當時馬共已把英國和馬來亞蘇丹王國打成對立面，要取得政權以共產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已無可能，新加坡無論是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或自行獨立建國，不但得不到英國和平轉讓政權，馬來西亞也不可能看着新加坡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古巴」！想通了這點，李毅然捨棄共產主義，並強勢告誡人民行動黨的左翼黨員要和共產組織切割。


為了讓黨內和工會組織的左派勢力找到另一個意識形態的出路，李在英倫唸書時，曾接觸過那裏的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俱樂部，知道英國的工黨提倡社會主義以緩和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矛盾，因此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在政治上實行英制的國會民主選舉制度，經濟上建立國營公司，以減少私營企業獨攬國家財富，以及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所滋生出來的貧富矛盾。當李提出這主張時，黨內仍逃不掉出現大批幹部與黨員退黨潮。這打擊不但挫折不了李，反而加強了李的鬥志，轉而向工會爭取支持。因為他手上掌握了政府的政策與資源，作出了種種優惠工人與工會組織的待遇，最後由他一手創立的全國總工會（NTUC）抽空了當時盛極一時的團結工會（SATO）。打從頭十年成功爭取勞工與選民的支持，李在1965年獨立建國後便更專心一意地推行了民主社會主義，把許多較為賺錢的生意都成立國營公司，一路下來，為國家賺取大財富，也就有本錢做到社會主義概念下的社會均富了。



新加坡萬事俱備，要「蕭規曹隨」其實不難。（亞新社圖片）


二、英文為主，華文為副


第二個問題說到是否要建立一個華人國家，因為新加坡人口有七成六是華人。正是因為太多華人，當1946年英國建議馬來聯盟計劃（Malayan Union Scheme）時，馬來半島聯盟成員拒收新加坡入盟，怕的是有了新加坡，聯盟的總人口會變成華人多過馬來人，以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國會，對華人有利，因此將新排除在外。有了這個經驗，李不但小心處理華人佔絕大多數的新加坡問題，而且還刻意將華文學校「去漢化」（desinization）。在英殖時代，華人自資辦校很盛行，華文教育由小學、中學到大學一條龍，發展強勢不下於英校。李掌政後便從官方語文下手，他將華文、巫文、興都文與英文都列為官方語文，但除華文與興文之外，巫文多了一個地位：國語，英文也多了一個名堂：工作語文。用巫文當國語可減少華人國家的外關，用英文為工作語文可討好西方國家，堵住西方排華的矛頭（澳洲有一位學者曾著書稱新加坡為「第三個中國」），又可方便做國際貿易。


為了強行打消華人社會的抗爭，李在其《回憶錄》裏談到因為他建議要全面將南洋大學去漢化，甚至改名為南洋理工大學，因為怕華人指此為消滅南洋大學，內閣成員一致反對，但李仍堅決去馬，他在書上透露只他一人贊成。在頭十年華校師生與董事會曾因反對而鬧了不小的政治風波，都被李一一克服，時至今日新加坡雖然仍推行雙語政策，但其他母語都比不上英文，華校也真的是今非昔比！


三、說服華人立種族平等之志


第三說到種族平等，反對優先權的問題，李的頭十年碰到的最大挑戰，是加入馬來亞聯合邦後，來自聯邦政府與其執政黨的施壓。李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以此來爭取種族平等，這一來便觸及馬來人在憲法規定下來的「馬來人特權」，李在競選時以此為政綱在馬到處宣傳，種族問題立呈緊張，全馬包括新加坡都爆發種族衝突，全國各地戒嚴，最後經英國認同讓新加坡脫聯自行建國。


這樣一來，反而使李及其人行黨擺脫了種族主義的風險。馬來人在新加坡只有14%，但李仍不敢掉以輕心，「去漢化」以明其種族平等之志，不以多數決求取種族和洽。李最大的成功，是其成功說服華人跟着他的政策跑。


四、以民主社會主義立國


最後說到建國後的經濟定位，李能夠在頭十年舉目，在沒有一個東亞國家有過社會主義經濟成功的實例下，決心以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去吸取經濟哲學，是因為他從北歐看到了其可行性很高。北歐的挪威、瑞典、丹麥都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並卓有成效，國泰民安。為了表示向其看齊，還特別申請加入其「社會主義俱樂部」（Socialist Club）。李決心建立國營公司，50年下來，至今已不下百間國營企業，所有和民生有密切關係的行業，像眾多基建無不為國家壟斷。而由於他厲行反貪、提倡專業和守法守紀，這些國營公司今天已成為充實國庫與民共享的財源。


有錢有制度，何患之有？


總之，李光耀的頭十年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極為艱險，當時其他的政黨與領袖有不同的想法與主張，但都被淘汰出局。時至今日，東亞環境已是另一種景觀，新加坡周邊也時移勢易，國內的環境也大大改觀，基本上已可說是「塵埃落定」。


一個已well established的國家，需求更迫切的是技術官僚的專業管理，不是革命性的政治領袖。因此新加坡可以負擔得起失去李光耀，因為無論是意識形態，與國家基礎制度的建設都上了軌道，都有了定位，蕭規曹隨不難也！何況新加坡的國民所得已超過人均55,000美元，並朝向70,000萬美元邁進，中產階級家庭只繳11%的各類稅，得回政府給予的利惠有20%，低下階層家庭繳9%的稅，得回27%的利惠，其他房屋、保健、教育、國防、交通、民生等眾多機制都已上了軌道，有專人，有錢，有制度，何患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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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角力的政治圖釘 —— 李光耀
                                     
      盧麒元     -    2015-03-25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652


李光耀是了不起的。無論如何，他富裕了他的人民。但是，李氏畢竟不是我們的民族英雄。 （亞新社圖片）


傳奇背後，總會有一些平凡的故事。


李光耀，GCMG，CH（英語：Lee Kuan Yew，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是新加坡華裔政治家，為首任新加坡總理、首任內閣資政及首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也是新加坡建國之父之一，對新加坡政治有很大影響力。


李光耀不辱西方給他的使命


請注意，新加坡剛剛好是在50年前建國（1965年8月9日）。在那個火紅的時代，赤色風暴正在席捲整個東南亞。在生死攸關的馬六甲海峽，西方需要有一枚不鏽鋼打造的政治圖釘。西方選擇了李光耀，李光耀不辱使命，創造了一段光輝的個人傳奇。



在整個歷史大變遷中，李光耀和新加坡堪稱中流砥柱。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對西方的意義不可言喻。新加坡的經濟奇跡不過是政治需要的延伸而已。李光耀一定會感謝冷戰，冷戰締造了新加坡奇跡。李光耀也一定會感謝祖上的蔭蔽，華人的血統成為他傳奇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存在所謂新加坡模式


我無意於討論李先生或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我只是說，不存在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因為，那是冷戰的產物，那不是簡單的個人奇跡。我還想說，別人可以在馬六甲海峽釘下一枚閃閃發光的圖釘，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我們也需要一些新的個人傳奇！



李先生是了不起的。無論如何，他富裕了他的人民。但是，李先生畢竟不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學習李先生，為祖國服務。中國的年輕一代，要有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你們的風帆早晚要跨過馬六甲海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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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耀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
   ──潘星華悼李光耀（上）   -   2015-03-23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632

撰文：潘星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1年畢業生、新加坡《聯合早報》前資深記者、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首席研究員及中文版主要作者）

前言

我是1978年底跟着一個男人從香港到新加坡安家立業，一晃37年。

過去37年我看着這個在酷熱南洋一個沒有天然資源、沒有經濟腹地的小島，從一個樸素的小鄉鎮變身為繁華的國際大都會，從第三世界跨進第一世界，從1965年建國人均收入的 516 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62,400 美元（增加 120 倍）。星展集團分析師四年前預測說2020年後，新加坡人均收入將達到71,000美元，超過美國的57,000美元25％之多。

新加坡這個翻天覆地的巨變全要歸功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今天的新加坡。

我家裏請了一名菲律賓女傭，30多歲，和我的女兒同齡。人非常能幹，可是卻要丟下家中老小，離鄉背井，到新加坡謀生。她的聰明勤快，讓我更有感國家要有好領導的重要。我常對朋友說：「幸好我有李光耀，她沒有李光耀。如果她有李光耀，我沒有李光耀，那我的女兒要去菲律賓做她家的女傭。」

據說從前美國有一名外交家說，如果李光耀是中國領袖，美國和蘇聯一定要經常擁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幸好他不是。



（作者稱）現在價值10,000新加坡元的李光耀親筆簽名。（作者提供）


《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

1984年我在新加坡當了一名記者，超過20年跑教育新聞的經驗，讓我贏得2009年為李光耀整理他的雙語政策的機會。這本以《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為名的書在2011年11月28日出版。


在那兩年做研究和寫作的過程裏，我翻閱超過50年的報紙，看遍李光耀發表的演講、接受的訪問報道、他的書，還有教育部所有與雙語政策相關的宣布，幾次重大的華文教學改革報告書，國會裏的辯論和民間的反應。我就像電影的剪輯員，看遍李光耀的每一幕，從中剪取最與雙語政策相關的鏡頭，把它們組織起來。我用的是「海選」方式，絕不放過任何跟他相關的資料，家裏因此就像一片汪洋那樣，材料堆得滿天滿地。


我當記者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膚淺，要寫出有深度的文章。不過，只有到了做李光耀的書，才知道自己平日對廣度和高度是那麼陌生。只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和他以同樣水平的視角，才有了夠高和夠廣，宏觀視事的能耐。所以，我深覺有深度還是容易，但是怎樣有高度？有廣度？除非我是總理、總裁、總經理。不是「總」字輩的人，根本沒門！


我因此明白了甚麼叫曠世奇才。新加坡這個在馬來人海洋的華人島，在回教勢力包圍中，能走到今天，實在是個異數。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開除」，在毫無天然資源，連水也沒有的窘況下，馬來人是等着「李光耀不多久必定會爬着回來」。


閱讀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我的心隨着新加坡遭遇的驚濤駭浪起伏。我對南洋大學的恩恩怨怨，也有了另外一番體會。


語言的糾葛


我在做李書前，整本書的框架已經設定好。談李光耀幼年學習語文的經過，談1959年新加坡自治後的雙語兼顧，談特選學校，談講華語運動，談歷次華文教育改革，談中國崛起的大氣候等等，獨缺南洋大學。


框架的設定者也許認為南洋大學的課題太敏感，可以略去。我雖是個沒有經過南洋大學時期的中立人，卻認為談李光耀的雙語政策，哪能忽視南洋大學？


經過極力的爭取，先徵得編輯團隊的認可，最後得到李光耀的首肯。


我告訴自己：「這也許是李光耀最後一個把南洋大學事件說清楚的機會。」



新加坡南洋大學舊址。（wikimedia commons / CC0）


「大當家」的政治考量

《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出版後，引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人士關注，大家對第三章「南洋大學」有更多意見。不少人抨擊李光耀推行重英輕華政策，最終導致華校沒落，南洋大學關閉，並為他貼上「華教罪人」的標籤，認為這是他此生最大的污點。不少南大人採取杯葛行動，罷買此書。


我想，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


李光耀說，新加坡的雙語之路，是他一生的挑戰。1965年8月9日，他懷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帶着200萬人民，走上一條沒有路標和茫無目的地的建國之路。他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必須為這200萬人民的安全和生計負責。怎樣讓人民吃飽飯，過好日子，是他作為當家人最傷腦筋的事。國家的語文政策，當然也必須配合解決吃飯問題來制定。


新加坡一位高級官員嚴崇濤在他《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 一位老常任秘書的回顧和反思》的書裏談到他1961年到經濟發展局工作，當時新加坡的勞動隊伍有10%人失業，每年還有25,000人至30,000人從學校畢業，進入勞動市場。


他記得新加坡首任財政部長吳慶瑞博士曾憂心忡忡對他說，每天下午1時或傍晚6時的放學時分，駕車經過學校，看見數以百計的學生蜂擁而出，他總是感到觸目驚心。因為他不知道這些孩子長大後，該怎樣給他們找工作？


新加坡驚人的成就


2010年5月吳慶瑞博士溘然長逝，我想，他走時應當感到寬慰。因為，新加坡公民的就業率已經領先於香港、台灣、韓國、日本等亞洲經濟體，也比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的整體水平高。當年10%的失業率，已經降到目前的2%，這已經是全民就業的水平了。


新加坡是怎樣走到今天？這條路是坎坷的，是有血有淚的，它包括了南洋大學被關閉的憤怒和哀嚎，雷厲風行推廣講華語運動時，所有方言節目被淘汰的「殘忍」、「不近人情」和「多此一舉」的控訴，以及每個家庭兩三代人之間的聯繫，隨方言的消失而喪失。


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我們不希望孩子們因為語文問題，失去優勢。」


話雖然這麼說，無論關閉南洋大學、推廣華語運動、推出英文和華文均第一語文水平的特選學校，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距離1965年建國，都是14、5年之後的事。



《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作者提供）


「無法不付出的代價」

既然以英文為工作語文是1965年8月9日建國的第一項重要決定，為甚麼不立即在學校推行英文為第一語文的政策？為甚麼1965年11月6日政府與南洋大學理事會簽署的聯合聲明中，他仍然「保證南洋大學將永遠成為獨立新加坡國家的華文大學」，「保證南洋大學不會與新加坡大學合併」？


李光耀後來說：「建國之初，要讓75%說着不同方言的華人，另外14%說着馬來語的馬來人，和8%同樣說着不同語言的印度人，學習一種『非我族語』的前殖民地政府語言作為共同語，簡直是天方夜譚。不行，那樣做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個政治代價是我負擔不起的。」


他說，當時反對以英語作為全民共同語言的聲浪，是持久不息的。許多講華語和方言的家長，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有濃得化不開的情意結。他們無法明白為甚麼英國人統治時期，他們的兒女能從小學到大學，完全接受華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選政府管理下，兒女卻必須學習英文。他們不明白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裏，沒有辦法不承認英語是唯一能讓大家接受的中立語言，並能讓新加坡立足於國際社會的語言。英文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語文。


政治是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藝術


李光耀當日在接受編輯團隊訪問的時候說，政治是一門「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藝術，他唯一的辦法是「耐心等」，等到大多數的家長都看清形勢，把孩子送進英校，等到1979年《吳慶瑞報告書》發表後，才為以英文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比重定調，1987年才統一語文源流，全國學校（除特選學校）均以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


拖延了十幾年才統一語文源流，李光耀為「讓許多華校生的出路受到影響，感到內疚」。但他表示即便時光倒流，也不會提早這樣做，因為「這實在不是簡單的語文問題，而是嚴重的、複雜的政治問題。我們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我一這樣做，受華文教育者就認為我是消滅華校，會引起大騷亂。」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悼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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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耀給新一代議員的話
     ──潘星華悼李光耀（下）   -   2015-03-23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640

  

李光耀勤告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亞新社圖片）



撰文：潘星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1年畢業生、新加坡《聯合早報》前資深記者、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首席研究員及中文版主要作者）



整理李光耀的資料是一件既苦又樂的事。苦的是幾十年連篇累牘的文章讀也讀不完，樂的是偉大人物宏觀的思路是那麼有啟發性、洞察力，引人入勝。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1984年開始大規模自我更新，之前的每屆大選，行動黨推出11名至18名新人；1984年推出了26名新人，其中24名成為新議員，取代了最資深的元老黨員如吳慶瑞、李炯才、曹煜英和陳志成等人。大堆新人上場，使當時的總理李光耀憂喜交集。


《致行動黨新議員》


1985年2月，他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他說：



「政治就是和人有關的東西，在憲法下我們要當政，就必須每隔五年取得大多數議席裏的大多數票選。在這種憲制下，靈敏的政治嗅覺是每個國會議員不能缺少的素質。所謂敏銳的政治嗅覺，就是了解與體會到那些少受教育、照顧不周的窮苦人家的感受和想法，他們希望過好日子，擔憂生活素質會退步，尤其擔心他們的孩子不上進，對於這般窮苦人家的希望和憂慮，你們必須了解。



「一場艱巨的大選戰鬥後，在戰鬥中共進退的候選人會產生一種休戚相關的感受，這是競爭劇烈的大選戰鬥的一個寶貴產品，激戰之後，生還者會點算一下幸運的同袍，不會忘記不幸戰敗的同袍的勇氣。黨的忠堅分子，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建立起一股深厚的同志情誼。兩名候選人在1984年落選是令我們清醒的經驗，不過，這並不是一場生死的鬥爭。

……


「你們之中，有一些比你們選區的前任議員或老一輩的後座議員、次長以及政務部長受過更高深教育，不過，你們雖具有更好的頭腦，受過更嚴格的訓練，卻不應該自以為是，以為自己在服務人民及從事政治工作，具有更強的能力以及更靈敏的觸覺。老一輩的議員身經百戰，屹立不倒，是政治上最堅強的生存者。對群眾，不論是個人或團體，他們都有敏銳的嗅覺。

……


「如果你們能恭謙及虛心地向老一輩議員求教，使彼此的關係融洽，這不但使你們獲益，對黨也有好處。



「人生如過眼雲煙，你們當了議員，你也許會，也許不會成為部長或次長，但總有一天會輪到你讓賢給另外一批新的議員。在擔任議員時，把事物做得比過去更好，那就是你的成就。因此，為你們的選民及國人恪盡己任，為黨為政府爭光是你們的重任。」



李光耀至誠肺腑之言，接過棒子的新議員是聽到的。　　
　

2008年7月4日，我去採訪時任財政部長的尚達曼（現任副總理）出席裕廊中學籌款晚宴。那天我一早把他的新聞發好，才去赴宴。不料，到深夜10時，晚宴將散前，尚達曼竟以新幣18,000元競標價購得退休議員何家良一幅名為《出門去》的油畫，結果我必須趕快回報館去補寫這段新聞。



記得當時尚達曼對我說：「我決定競標這幅畫是為了感激何家良。他是達曼裕廊區前任國會議員，是他把達曼裕廊區建立起來。我承繼了他優良的社區精神，站在他堅實的基礎上工作，這是我和基層領袖都非常感激的。」



這種同袍間互敬互愛之情，就是實踐了李光耀《致新議員信》的諄諄教誨。


立身於小國做大事


1990年李光耀退休，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曾說李光耀是一位高瞻遠矚的領袖，可惜無法在更寬闊的舞台上扮演重大的角色，對世界來說，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



我並不認同他的看法。我認為美國人也許對大小很執着，其實，就如真是假，假是真，真真假假；而大是小，小是大，大大難道不是小小嗎？我不認為李光耀因為只是一個小國總理，就失去他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他自己也絕不受彈丸之地束縛。他在有生之年傾力做大事，使新加坡人在世界佔一席之地，這跟新加坡國家是小是大無關。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石齊平是「李粉」，前幾天在李光耀病危，已經給李光耀蓋棺定論說：「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和CEO。數20世紀最偉大的十位政治家，他在其中；要只數五位，他也在其中。」



如今，斯人已乘長風歸去，只希望新加坡年輕一輩，能好好學習「國父」的精神。這樣的領導人，在新加坡，500年也未必出現一位。




新加坡《聯合早報》前資深記者、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 新加坡雙語之路》主要作者潘星華


（悼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之二）

wu_peace

* 李光耀說給香港人聽的苦口良藥，也正是台灣得吞下的靈丹
http://buzzorange.com/2015/02/09/lee-kuan-yews-lessons-for-hong-kong/?utm_source=relatedb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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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新加坡公民的告白：「李光耀讓我們膽小到就算快死了還怕被罰......」

http://buzzorange.com/2015/03/23/lee-kuan-yew-democracy-disappear/

chrisX9

人走茶涼, 變幻才是永恆! 悶透了! 人已經討厭官閉門做車, 無論好與壞都好想轉個環境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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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X9 發表於 2015-3-30 09:53
人走茶涼, 變幻才是永恆! 悶透了! 人已經討厭官閉門做車, 無論好與壞都好想轉個環境吖!    ...

各人的觀點與角度不同吧。

即如榴槤,喜好者甘之如飴,奉為果王; 厭惡者退避三舍,謔稱為貓糞。

政治人物雖已作古,但追溯及探討其政績之得失,是治學者應有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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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穩健的星洲模式仍能延續嗎？沈旭暉教授與你分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AQ5L1qr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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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視野】

* 李光耀成功秘笈：可以非共，不能反共

     鄭赤琰 教授    -    2015-03-26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658




在整個非共、非殖、非種族三大政治工程打拼的過程中，李的「獅膽狐心」的政治作為展現得淋漓盡致。 （亞新社圖片）


記得我進入南洋大學的第一年，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系的政治學會請來李光耀演講，他剛好當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學生要他講從政的心得。他在演講中講了一件事，叫我歷經55年仍牢記於心……


馬基雅維理的《君王》


他說：當我在政治上碰到棘手的困擾而在床上輾轉難眠時，我便會在枕頭下拿出一本書來看，很快便感到心安理得而入睡了。說罷，他要唸政治學的學生一定要熟讀馬基雅維理（Machiavelli）的《君王》（The Prince）。接着他還說到這本書叫「君王」要有獅子般的威猛，同時也要有狐狸般的狡猾。後來到外國去深造政治學，才知道這本書早就在西方參政者崇奉為圭臬，研究這本書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後來觀察李光耀這一生的從政，確也是獅子與狐狸的寫照。


打從他從英國學成回來參政的1950年代中開始，新加坡早已陷於政局一片動盪，戰後不久首先發生了一件荷蘭女孩戰時與父母離散而被其馬來保姆養大成人，而結了婚。被生母找到後，堅持要與養母廝守，生母通過法庭要回女兒，官判養母敗訴，社會轟動，即時引爆馬來群眾同情養母養女，聚眾抗議之餘還爆發暴動。


這之前的1948年馬共武裝鬥爭，這年也把馬來聯盟計劃（Malayan Union Scheme）改變，原先要將新加坡列入合併馬來亞的計劃改為另行獨立建國，馬共與左派政黨都反對，為爭取民族自決而在1946年成立的馬來民族聯盟組織（簡稱UMNO，巫統）也堅持不接納新加坡，怕一旦馬來亞聯合邦接受了新加坡後華人人口會在聯合邦超越巫人，獨立建國後實行一人一票選舉國會，對巫人不利。反之，以華人為主的政黨則怕自行獨立會被孤立。一時之間，英國還未撤走，種族政見歧異已發生連串衝突，加上馬共在森林打游擊，其部隊九成為華人，英國又全力增軍打擊馬共，同時也鼓勵華人組織了以商界為主流的政黨馬華公會。


非共非殖（non-communist, non-colonialist）


如此種族之間、種族內部四分五裂的局面，李光耀同吳慶瑞、杜進才、林清祥、拉惹勒南等成立了人民行動黨，雄心萬丈，立志要在反殖、反共、反種族主義、反冷戰的政治夾縫裏冒出頭來，爭取一個既不反殖而又能得到英國祝福（blessing）下獨立建國；既不向種族主義者低頭而又能得到各族認同的多元種族社會；既向馬共說不，可又不反共，而以共（non-communist）國際外交路線示人；在周邊炮火連天，東西陣營展開冷戰，非友即敵的東南亞處境下，決意推行不靠攏的獨立外交路線。


這樣的宏圖大略，以新加坡之小，問題之複雜，偏又是地處地緣政治的國際航線的要衝，要不是吃了獅子膽、狐狸心，真難以想像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有什麼能耐，可以那麼有作為。


的確，在他面對反共和反殖兩難問題時；種族特權與種族平等兩難問題時；馬合併與不合併的兩難問題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對問題時，他真的是身懷獅子與狐狸的絕技，成功突破了重重困境。


就以應對反殖與反共的兩難問題來說，選擇任何一邊，都會吃力不討好，何況馬共武裝反殖把英國和馬來保守派打成了自己的對立面，難有預期的結果，環視周圍反殖的武裝鬥爭都困於苦戰，50年代初所見到的最慘烈反殖戰爭在越南。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沒有腹地，經受不起戰爭。因此，李排除了將英國打成敵對面的做法，但不反英之餘必須要同時不反共，折衷的戰略是非共非殖（non-communist, non-colonialist）。


黨內幹部退黨另組社陣


為了落實這戰略，他甘冒黨內左翼退黨的風險，果真說服不了林清祥、方水雙為首的一派而出現大批黨內基層幹部退黨的問題。可是，狐狸的足智多謀讓他想到了借用了兩道實力去化險為夷，這便是在左翼退黨潮另行組織了社會主義陣線後，他告訴英國與馬政府（馬已在1957年獨立）必須接受新加坡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一州，只有這樣才能擺脫一個左派執政的東南亞「古巴」，獅子的雄心甚至叫李硬起心腸，不惜加入聯邦，讓聯邦政府以國家安全法令拘捕林、方等前行動黨要員。


除了借聯邦勢力外，另一道辦法是在新加坡立法強制選舉投票，李一面在電台作出系列講話，揭露社陣受馬共滲透的情況，也告訴市民人民行動黨左翼退黨的內幕。目的是要說服選民不能坐視馬共與其統戰政黨把新加坡變成古巴，否則新加坡會被回教的保守勢力包圍而危機四伏。這一孤計果然管用，在公投表決加入聯合邦與1963年新國會大選，李領導人民行動黨成功擊敗社陣。


此後在脫離聯合後的歷次選舉，李皆以非共去爭取選票，而社陣之所以節節敗退下來，正是他們把英殖勢力打到和他們為敵的對立面。李曾在黨內和左翼展開熱辯，他堅持說新加坡的獨立風險來自殖民地主義與種族主義，與其盲目左右開弓，不如利用這兩個主義的矛盾互相抵清他們反我的力量。要殖民地勢力不和人行黨為敵，黨必須要撇清與馬共的關係，不能有反殖的嫌疑。只要英殖放心放權讓人行黨執政，當權的人行黨便可利用英國為新加坡護航，排除來自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種族主義的危險。


果然如李所料，加入聯邦後，馬來當權保守派基於他們和馬共有武裝對立的關係，在新加坡大舉拘捕有共黨嫌疑的社陣黨要。也因為藉加入聯邦的機會，李帶領人行黨打入馬來西亞，並打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競選口號去挑戰種族特權的馬執政聯盟的政綱。李早料到英倫主張民主平等，不會支持帶有種族傾斜的政策，會站在人行黨一邊，即使新馬因此決裂而要脫離聯邦，也會維護新加坡脫聯，到時一石二鳥，一舉擺脫了殖民地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困境。


在整個非共、非殖、非種族三大政治工程打拼的過程中，李的「獅膽狐心」的政治作為展現得淋漓盡致。


如何抑制第三個中國論


除此之外，李在華人問題上也展現了難以想像的「獅膽狐心」的功力。李也早看到新加坡要建國，以其七成六華人人口的比率，很容易被看成是「第三個中國」，剛好在1965年澳洲有位大學教授 CP Fitzgerald 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第三個中國》，指的就是新加坡。李藉機高調評說此書，並要作者來新馬兩地澄清他著作的論點，要他特地去見馬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說明書中指的只是華人文化的國家，不是政治附從中國的「第三個中國」。


即使如此，李認為連文化認同中國也會有麻煩，於是他下定決心「去漢化」，定國語為馬來語，英文為官方語文再加上工作語文的地位，華文與印度文只是南洋大學官方語文之一。為了大力推行英語教育，他不怕開罪華人社會，進行全面改革華校，包括改革南洋大學，加強英文教學與理工科教育，原有的人文教育大大被削弱，從中認同漢化人文的教育也就被大大削弱。其他華文中小學也都大力被「去漢化」，獨立前，華校華文水平很高，經「去漢化」後，今天的華校已今非昔比。


「去漢化」的過程曾引發華人社會、華校師生等大力反彈、示威、暴動、罷課，曾嚴重衝擊社會安定。但李的獅子膽狐狸心軟硬兼施，首先取用華人中的英文教育者當權，一面把大批華文教育出身的領袖，以「大漢沙文主義」的種族主義分子與馬共的外圍組織兩大政治嫌犯，加以拘捕，不少在獄中度過好幾年。不參政的華文教育出身者，日子也不好過，政府公務員沒份參加，洋行也進不去，社會全面英文化，漢化者也就出路愈來愈狹窄。華人給英化與漢化矛盾分化下，七成六被對開，其他印度人與馬來人又被英文工作語言的整合，華文教育者不被貶為少數的「大漢沙文主義者」也幾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