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恩师罗睺罗长老的一些政治智慧之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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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恩师罗睺罗长老的一些政治智慧之文献记录



    比丘不得参予政治活动的观念，最近在锡兰某些人士当中颇为盛行。这种态度，来自于对政治缺乏了解和尊重。而更可悲的是，不只一般公民，连某些政府首长和民意代表，似乎也不了解政治的意义。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对政治意义如此陌生而无知。

    英文单字 politics(政治学)和锡兰文dewapalana目前的用法，已超出它们在语源学上的原义，它涵盖的范畴相当广，在现今字典上的定义是不够的，因其解释是经过浓缩的。政治学是一门高度发展的科学，它有不同的分枝和流派。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提到，对某些人而言，政治是低级、龌龈的行业，凡是品性良好、心智高尚、虔诚的人不应该去碰它；它是不诚实、奸诈、狡滑的职业。

    和琼森博士(Dr. Johnnson 1709-1784)同时代的约翰‧韦克(John Wilkes)，曾在《北布列顿报》(North Briton)发表一篇有关女人的猥亵文章。他因此而声名狼藉，法院并判他去坐牢。但是后来他大肆鼓吹爱国主义，以爱国家和爱民族的情怀为诉求策略，五度当选为国会议员。以擅长调侃和讽刺闻名的琼森博士在谈起约翰．韦克时说：「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庇难所。」这绝不是爱国主义的真正脚注。它只是牺牲某一特定人物作为讽刺的对象。

    和前面所讲情形很类似的，某些人们也把政治说成「无赖最后的庇难所」。因为某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其所做所为造成人们极大的误解。他们的作为像：贿赂选民，选举期间雇用流氓恐吓骚扰，甚至暗杀无辜选民，以及在国会里贿赂，偏袒亲族和做出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切导致政治被视为「无赖的最后庇难所」。另一个类似情形是，由于选举期间的暴力和争吵，很多人们在写作及交谈时，会把某件事情以「政治竞技场」来形容。根据某些教内长老们的观点，政治是「偷窃」和「欺骗」的行为。

    「政治」这个名词之所以引来咒骂，并不是它本身就龌龊、无耻，而是从事政治的人做出种种肮脏的事。

    一般的人把「政治」想成一群酗酒的人，出售选票换取几卢比(注：锡兰的货币单位)。而在某些教内长老以及报社编辑口中，政治只不过是争取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罢了。这种幼稚的讲法，仅于最近才有所传闻。人们对政治既有此概念，那么它只局限在赢取一个席位也不足为奇了。

    Malvatta Chapter的长老宣称，锡兰政治人物可分成一、二、三流，他们分别是：乡镇代表、都市自治委员和国会议员。萧伯纳(Bernard Shaw)说：「但是国会议员和地方自治代表并不涵括所有的政治层面。」

    甘地(Mahatma Gandhi)是世界闻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家。但他从来不曾在任何立法委员的选举中竞选过一个席位。他所做的只是领导印度赢得独立自由，以及改善国家人民的生活。他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日夜辛苦奔波，牺牲个人的一切。当然，若根据政治评论家的标准，他不是能被视为一个政治家的。

    依据佛法，政治是一项为了谋求他人福祉的高尚职业，它是「国王十事法」中的一项。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具备「四种慈悲」。且依佛法来说，政治是「正命」。出家人在宗教仪式的结尾，都会祈颂国泰民安、政治清明。

    政治与生活结合，也与宗教结合。两者从未分开过。宗教之于政治，正如心灵之于肉体。没有宗教的政治是罪恶的。这里所指的宗教，不是指任何已成立、有组织的宗教外在仪式，而是指透过慈悲、智慧所熏陶、培养出来的道德和精神修养。政治的运作，由那些缺乏崇高理想和良好品德的人来主持，只会为世界散布灾难，而不会为人类带来安乐。

    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在佛教的教义和理想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大史中记载，类似的王朝也多次出现锡兰历史上。

  Manusmrti 说国王治理国家，其职责是要保护人民，不是去压迫人民。

    于此不再重述引证，甘地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所强调的，政治不能和道德、正义分开；它必须被视为一项崇高的宗教行持，且以宗教的心情去实践它。它必须清除像现在参予政治的人那些伪善、自私自利的污垢，它应该是品格良好、气度宽宏人士的事业。他并且说，他之所以投入政治，是来自于对宗教的虔诚奉献

。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曾质疑：「政治和宗教不是一体的两面吗？」二十三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能分别善恶的人，一个生活在组织化社会的人，不可能过着不参予政治的生活。像教育、生活的规范、打击犯罪、道德、卫生、健康、农业和工业、郊区的发展、食物、衣服、住宅、交通、贸易、商业以及其它上百个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大大小小问题都包括在政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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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霍伯浩斯(Dr. Hobhouse)博士说：「就各种立场而言，人们都同意，贫穷问题、教育问题、身心问题，以及道德伦理都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同样是社会大众和政府的事情。」政治的功能就是公正和公平地处理这些问题，以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

    底尔斯里．彭恩(Delisle Burns)说：「政治是研究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他又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同样的理念：「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政治是处理文明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萧伯纳在以下的谈话，把政治是纯粹的一种社会生活的科学解释得更清楚。他说：「人们以为政治是生活以外的东西，其实政治若不是社会生活的科学，它就空无一物。」

    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说：「政治是规范人类行为方法。」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的是在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高的福利，他又说：

    「每一个国家都是某种性质的团体，而每个团体是建立在向善的目标，因为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得他们认为美好的事物。但若所有的团体都有共同良善的目标，而国家或政治团体是所有这些团体当中最高层次的，并且涵盖了它们，那么它比任何其它的团体都要朝向更高层次的善，以及朝向最大的福祉。」

    于此再引述拉斯基的说法：「国家是一群人的集合团体，他们彼此促进共同生活的安乐。而这个团体(指国家)和其它团体之间的差别是，它的成员都必须且有义务加入促进共同生活安乐的行列，甚至有时候用强制的方式，安求其成员达成目标。拉斯基进一步说：「它的目标乃是由其成员来判定，而出自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由大家一致认定这个目标所提供的，将有助于他们的安乐……。」

    底尔斯里．彭恩说：「……政治思想家的利益，是维护和促进文明的生活……政治活动是由一批人去从事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活动，像促进文明、物质、智慧和情感的进步。」

从这些政治学权威们对政治的各种批注，以及古代哲人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可明白地了解政治绝不是「欺骗」，也不是「竞技场」，更不是「无赖的最后庇难所」。相反地，它是一项为了全人类福祉的高尚职业，是品性纯洁、道德崇高、足为众人楷模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简单地说，政治包括像教育、道德、健康、卫生、社会和经济秩序等事务，这些事务对于此时、此地以及往后人类的幸福都是必要而且有帮助的。

    现在来探讨，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政治这一项为人类福祉而奉献的崇高职业，是不值得比丘去参予的。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其中一项原因，是对政治、佛法，以及比丘生活的误解。他们认为比丘不须参予任何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有关的活动;比丘该离群索居，享用人们的供养，不必去关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只追求他们本身的解脱——一种极为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对佛法和比丘生活而言，这的确是一项极大的误解。它完全忽视伟大崇高的理想，以及佛陀的教法。

    比丘绝不是一个自私、懦弱的团体，只顾自身的幸福和解脱，对其他人的遭遇无动于衷。真正的比丘是，视他人的安乐胜于自己的利他英雄人物。他正像妙慧菩萨(Sumedha)，为了众生不入涅槃。佛教的道理是建立在为别人奉献、服务之上。一个只顾自身安乐和解脱，漠视他人死活的人，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佛教徒，更别说是佛教的出家人了。

    假使有德行崇高，其心灵经过禅定净化和升华的比丘，他不出于私心地，为现在以及未来人们的幸福安乐做事——不论这些事是否安上政治的标志，而人们却认为他这么做与佛法相违背，或对一个比丘而言不适宜，这种讲法难道没有错误、没有违反佛教精神吗？很显然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为人类奉献的生活更高尚的了。

    有人会担心，政治参予或社会运动将有损比丘令人敬仰的形象。但是，一位没有德行，心性未经禅定净化的比丘，是无法对人们有真正贡献的。若有人认为这一类比丘也有可能有所贡献的话，那是极错误的见解。从事社会服务的比丘，必须比那些独自退隐山林冥思静坐的比丘，具备更崇高的德行。但是正如山林中有心地未清净，行持有瑕疵的比丘，参予社会服务运动中也难免会有操守欠佳的比丘。

    今天锡兰的出家众有一万五千人(按：2004年可能有3万人)，若他们全部隐居山林，只管打坐，这将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将继续过着闲散、无意义的生活吗？对自己以及他人而言，这不是国家社会的另一项负担吗？或者他们必须献身投入于有益于他们自己，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宗教的活动呢？

    这不仅仅是宗教问题。它是整个宗教的、国家的、经济的，以及社会收入的严肃课题。

    另一批反对比丘参政的人，是那些王公贵族和有钱有势者，其理由是，在这国家之中，他们已经借着不公平的手段攫取政治上和其它决策上的特权，因而瞻心一旦比丘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指这些利益的把持者)对穷人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将会被揭发，这危害到他们所享有的特权。这种顾忌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众人皆知，在最近的几次全国大选，很多属于不同政党的长老和寺院住持，公开支持某些他们欣赏的候选员，并为他们助选。大家也都接受这项事实，视它为政治活动。没有人因此而召开会议，奉劝他们远离这些活动。而社会大众也没有在报纸撰文，或举布条表达他们抗议的心声。然而今天，却有某些特定人士正在鼓吹，反对比丘参予政治，这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以前参与政治事务的长老和比丘们，既不能体认政治的真义，其作为也无法与任何政治理念相吻合；他们仅仅是受王室贵族的征召罢了。这只不过是臣服于有钱有势者之下。但是，今天的情况异于从前。受过现代教育的比丘能洞察当前种种问题，而且经由他们对国家、社会以及自己宗教上的奉献，也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向社会大众宣告其应有的合法权益，而不必降服于权贵的意志之下。在这个国家里，那些藉种种不公平手段攫取权力为个人所有者，太清楚其作为将有被比丘们揭露的危险。基于自我保护，以及关系到切身的安危和得失，他们必须把比丘排拒于政治门外。

    乡村建设和发展也在政治范畴之内，不过目前有钱有势者并不反对比丘参与这些工作。其原因是，乡村建设的计划仍经由富人以及政府官员的主张和建议来执行。其结果是，保护了富人的利益，而穷人依然得不到应该拥有的合法权益。事实真相是，无助的乡下人被威胁及屈辱了，他们已被训练得驯服于富人和政治官员之下。这种事实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障碍。

    假使将来有比丘开始从事实质的乡村建设工作，保护贫苦村民应有的合法权益，使他们从权贵和富有地主的压榨之下解放出来；假使有比丘真的揭发现今当权者种种贪污腐败的事实真相，并告诉贫苦的村民，他们今天穷困的生活应当由那些富有的人来担起责任；毫无疑问地，这是一项具有神圣意义的工作。不过到时候又会有人召开会议，并在报纸上大作文章，散播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工作并不适合比丘介入参加的言论，这对宗教而言，将是一项极大的伤害。

    我们某些富有的佛教领导者，不但反对比丘参加他们所想象的「政治活动」，也反对比丘从事教育和其它重要的事务。虽然对于后者的反对很少发表出来，但仍是明显可知的。

    「佛教神智学会」(The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个从事提升佛教育的学会。它当初是由康纳尔．欧克特(Colonel H.S.Olcott)在佛教比丘的协助助之下成立的。然而今天，比丘在这个学会里并无地位可言，他们甚至连加入会员的资格都没有。它内部重要的职务全由富有的在家居士所把持。「锡兰佛教徒会议」(The Ceylon Buddhist Gongress)并不是政治社团。它是一个规划佛教发展的组织，而同样地，它内部所有重要职务全由在家人担任，比丘毫无地位。很多其它佛教团体和协会中的情形亦与此相去不远。

    这其中的一项原因是，富有的佛教领袖内心有不为人知的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假使那些受过教育、杰出而有才干的比丘一旦在这些团体中活跃起来，其本身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可是比丘们并不想跟这些人竞争；他们只想为国家奉献服务。假如只为了维持以及保护披了面纱的利益，而压抑、限制了比丘才能的发挥，这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本文译自Walpola Rahula：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1974﹒附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