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劉美娟和張崇德夫婦的首胎嬰兒夭折案，歷時九年，終於得到裁決。醫務委員會裁定婦科醫生蔡明欣七項專業失德控罪四項成立，罰判停牌兩年，另一名兒科醫生尹錦明的一項專業失德控罪則獲判無罪。
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不單因為事件不合理地拖延多年，令苦主飽受折騰，更由於形同「誤殺」的醫療失德，由業界組成的醫務委員會審理，大有「醫醫相衞」之嫌；一條人命只換來兩年停牌，難怪受害人家屬意氣難平。
香港一直存在醫療霸權的情況，近年社會經濟條件惡化，專業霸權利用尋租活動，鞏固業界利益，排擠甚至壓榨其他利益團體，亦非鮮見。過去殖民地管治時期，港英以特權厚待專業團體如醫生、律師、會計師，固然有吸納精英加入建制減少社會矛盾的政治功能，梁振英為利用專業階層挑戰傳統地產霸權，建立民望，藉機上位，對專業霸權更不惜放權讓利，結果令原來的特權更趨惡化。
今次醫療失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反映的是醫療霸權消極自保的一面，與近年私家醫生積極爭取擴大私營醫療部門、支持政府用醫療保險減低對公共醫療開支的承擔、以不合理考試制度限制外來醫生加入競爭、堅決拒絕實行醫藥分家等惡行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不能相提並論。
最近立法會行將審議的《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修訂草案，表面上是加強規管香港藥劑製品的立法建議，有利廣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實質卻是醫療霸權利用本身業界製造的災禍，乘機擴大權力，侵奪其他相關行業的利益。
事緣2009年初，本港發生一連串涉及安全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的事故，主要是僱用非註冊專業護士的私家醫生診所配錯藥，導致病人死亡及百多名病人受影響，以及藥廠製品未符合規格。為此，政府成立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現行規管架構，提出七十五項建議，涵蓋藥物生產、進出口、批發及零售多個範疇，其中十六項須要修改現行的《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錯配藥物事故發生於未有註冊藥劑師在場的私家診所，但檢討委員會（主要由醫生業界組成）沒有建議加強對私家診所配藥的監管，包括規定必須聘用註冊專業護士、藥劑師甚至仿效全球先進國家（包括中國和澳門），推行醫藥分家制度，確保病人權益，已屬奇怪，明顯是待己以寬、律人以嚴的雙重標準。殊不知魔鬼更在細節裏，因為部分法例建議修改，根本違反法律的一致性，背離公平公正原則，並與普通法的法治精神相違背。以下是幾個顯著例證。
一、修例建議加強對銷售商（藥房）個人的法律責任於理不合。修訂條例草案第15條，涉及獲授權毒藥銷售商或獲授權毒藥銷售商的僱員、高級人員或合夥人的行為操守、監管和懲處，修訂法案建議以「銷售商」代替原本《條例》使用「團體」的字眼，意味原來以公司作為法人經營的銷售商個人可能須要負上法律責任。
如果我們把藥房老闆等同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看待，有關建議可能合理，但經營藥房只是一般商業行為，並非專業人士，沒有理由以專業團體的標準求諸於獲授權毒藥銷售商。倘若政府要求把獲授權毒藥銷售商當作專業團體看待，那麼順理成章，他們的「執業守則」和「行為守則」，亦應與其他專業團體看齊，由業界組成監管機構自律，負責監管會員的專業操守及懲處違規行為。
有關修訂建議明顯違反法律上必須一致性的原則，一旦通過，日後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法律訴訟。何況，此例一旦通過，便應該一視同仁，李嘉誠旗下屈臣氏同樣獲授權銷售毒藥，難道亦要他付上個人法律責任嗎？
二、對零售商的監管，修訂建議賦予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幾乎無限權力，令其有權施加發牌條件、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或向違反執業守則、發牌條件或觸犯與藥物有關罪行的持牌人發出警告信，甚至接到投訴，毋須證據確鑿，便可撤銷牌照或停牌，即使上訴，亦可即時執行，不待上訴結果。如此一來，管理局不單集立法、法和司法於一身，變成為所欲為、不受制約的怪胎，更根本違反「無罪抵定」的基本法治精神。
三、修訂法例竟然建議為加強阻嚇效果，授權法庭向被告人追討因定罪而進行的任何藥物樣本抽取、檢驗及分析所引起的全部開支；這不單與現行其他違法行為的法律懲處完全不一致，違反公平原則，更恐怕此例一開，只會為政府想方設法斂財創造先例，禍害深遠，影響全港市民及各行各業。
為了市民大眾的生命健康，沒有人會反對加強對藥物監管，但今次法例的修改，明顯是醫療霸權利用自己製造的禍害，化危為機，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藉對其他行業的加強監管，擴大和鞏固自己的權力之餘，更着意產生排劑效應以自肥。醫療霸權之遺害，可見一斑。
發表於 2014-5-28 10: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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