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方學界為主的前期研究階段: 經由英國學界的考證研究後,西方學界參與了印度文明的探究,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一方面確證了印度文明發展的年代與軌跡,二方面確立了「印度佛教」的發展歷程。此一研究時期,作為界定「初期佛教」的比對基準,是南傳佛教與「(大乘)菩薩道」。 英國佛教學者湯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C.E. 1843~1922)著作《Early Buddhism》一書,將 釋迦佛陀住世時,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義為初期佛教。在印度佛教史上,阿育王大力的支持優禪尼地區由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的「分別說部」僧團(自稱是上座部),所以西方學者認為現今源自「分別說部」的南傳佛教,就是「Early Buddhism 初期佛教」。 因此,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由西方學界主導之「初期佛教」的探究及界定,是依據「印度佛教」的發展歷程,用「(大乘)菩薩道」與南傳佛教(自稱「上座部佛教」)的比較、研究,作為界定「初期佛教」的內容與所在的根據。西方學界為主的前期研究階段,達成的研究結論認為南傳佛教才是「初期佛教」,「(大乘)菩薩道」則是出自後世的改造,教說信仰不是傳承自正統佛教。印度「(大乘)菩薩道」分支的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是融攝地區文化、信仰的地方性宗教。 3. 日本學界為主的中期研究階段:近代日本學界對於「初期佛教」的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學界研究的影響與啟發。因為西方學界對於印度佛教研究的結論,認為「(大乘)菩薩道」是出自後世的改造,不是正統佛教,主張南傳佛教才是「初期佛教」、正統佛教。西方學界的研究結論,對於信仰「(大乘)菩薩道」的日本來說,當然造成巨大的衝擊與矛盾。日本學界為了處理這一矛盾與衝擊,不僅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學界的研究內容,也必需為佛教的傳承作出合乎事實的說明與解釋。 因此,日本學界接續西方學界的研究,不同的是日本學者更能善用、了解中國翻譯自印度佛教的經典史獻資料,能夠作出更深入的比較研究。日本學界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長達百年的探究與確證後,對於「初期佛教」的探究及界定,作出了遠比西方學界更加深入、廣泛及正確的研究貢獻。這一時期主要知名的學者有高楠順次郎(1866~1945)、姉崎正治(1873~1949)、木村泰賢(1881~1930)、宇井伯壽(1882~1963)……等。在1910年,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size=0.9em]2,採用「根本佛教」一詞,用來界定 釋迦佛陀住世,直到佛教分裂之前。在1924年,日本學者木村泰賢著作《原始佛教思想論》[size=0.9em]3,將英國佛教學者湯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C.E. 1843~1922)在著作的《 Early Buddhism》中,提出的 Early Buddhism 譯為「原始佛教」。此後,西方學界定義的「Early Buddhism 初期佛教」,日本學者表述的「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三種語辭混用了。語詞的混用,造成一般人對「定義及界定」的認知混亂。在1925年,日本學者宇井伯壽的《印度哲學研究》 [size=0.9em]4,將姉崎正治提出的「根本佛教」一詞,重新界定為 釋迦佛陀住世時代的佛教,這是以 釋迦佛陀證悟及教說的內容作為定義,認為 釋迦佛陀與直傳弟子為主的佛教,而「原始佛教」則指稱 佛陀入滅後至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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