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5.22 郭博士好人好事中推薦的好書

peterau

兩本書都是台灣出版的。

awah

普丁：沙皇再臨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53161

awah

健康與回春之祕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82688

101

正好書2本

winto

Thank you Dr Kwok for introducing those two good books for us.  

Nelsonlai

剛查過商務書店，全線兩本書都沒有了，普丁賣$107，健康賣$188。

awah

博客來攻港 今訂書明7-11取

awah

摘自第三章〈硬漢自傳〉
別列佐夫斯基召集來撰寫普丁傳記的小組，只有三星期時間就必須要完成任務。他們的資料來源名單十分有限：他們有和普丁本人的六次長時間訪談，普丁的太太、普丁一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從前的老師和一位以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祕書。他們沒有時間研究傳主；他們的任務是寫出傳奇故事。結果它成為戰後列寧格勒一個惡棍的傳奇故事。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及輝煌建築的城市。但是普丁於一九五二年出生的蘇聯城市列寧格勒，在其人民經驗中，卻是一座充滿飢餓、貧窮、破壞、侵略和死亡的城市。普丁出生時，距列寧格勒圍城結束僅有八年。

圍城始於納粹部隊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完成包圍、切斷列寧格勒對外一切聯結，而於八百七十二天之後才結束。圍城期間有一百多萬名平民死於饑饉或始終不止的砲火。這些人有一半死於逃出包圍途中。唯一一條不受德國人控制的路，名為「生命之路」（Road of Life），數十萬人在這條路上死於炸彈和饑饉。現代史上沒有一個城市遭遇到如此規模的饑饉和人命損失；可是，許多倖存者仍認為當局刻意低估傷亡人數。

沒有人曉得一個城市需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從如此深刻的暴亂、如此廣泛的悽慘狀況裡復原。若干年之後，列寧格勒圍城口述歷史的作者，試圖回憶起該市仍在圍城生活之中時曾說：「試想一位士兵已習慣生活在和平時期，可是環繞在他身旁的仍是同樣的牆、以及在壕溝裡時同樣的物品。天花板的骨董鑲邊留下彈片的痕跡，鋼琴光亮的表面留下破碎玻璃造成的刮痕，亮麗的拚花地板原本擺放燒木柴火爐的位置則留下了焦痕。」

移動式的鑄鐵火爐（burzhuikas）是列寧格勒居民在圍城期間賴以為公寓取暖的工具。全市的家具和圖書都丟進火爐代替柴火。大腹便便的黑色火爐成為失望和遺棄的象徵：當局曾經向蘇聯公民信誓旦旦保證可以安枕無憂，德國是友、非敵；但當局卻聽任全國第二大城市的人民飢寒交迫而死。然後，圍城一結束，他們花大錢修復遭德國人劫掠的宏偉的郊區宮殿，卻不來修繕市區的住宅大樓。而弗拉基米爾．普丁就是在一戶每個房間都有燒柴火爐的公寓長大。

他的父母親，弗拉基米爾和瑪莉亞．普丁，撐過了圍城，沒有送命。老弗拉基米爾．普丁於蘇德戰爭一爆發就從軍，在距離列寧格勒不遠的地方作戰時受到重傷。他被送到包圍線後方的醫院，瑪莉亞在醫院裡找到他。住院好幾個月之後，他依然嚴重傷殘，雙腿都已變形，終其一生痛苦不堪。老普丁從軍中退役，帶著瑪莉亞回家。他們的長子（此時大約八至十歲）住在市政府安排的兒童收容之家，顯然官方希望收容所可以比已陷入困境的父母親能更好地照料小孩。可是，他們的兒子死了。瑪莉亞本人差點也死掉：圍城一解除，她已經孱弱到無法自己走路。

這就是未來俄羅斯總統的父母親：一個殘障男子，一個差點活活餓死、又死了兒子的女人（他們的另一個兒子在戰前數年即已夭折）。但是就蘇聯戰後的標準來看，普丁夫婦仍算是相當幸運：他們倆還能相依為命。戰後的蘇聯，生育年齡的婦女比起男性，足足多出近一倍。除了統計數字之外，戰爭實質上給每個家庭都帶來悲劇，戰爭害夫妻失散、住屋全毀，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能夠熬過戰爭，在圍城之下大難不死，而且夫婦還能相依為命，甚至還有房子可以住，真算是個奇蹟。

小普丁的出生更是另一個奇蹟。由於普丁夫婦的身體狀況看來不太可能生育，以致謠言四起，盛傳普丁夫婦認養了他。普丁首度競選總統前夕，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出現一位婦人，聲稱是她把普丁交付給人收養，當時他只有九歲。接下來有一大堆文章和一、兩本書追著這個題目做後續報導。甚至娜塔莉雅．姬沃克洋也傾向相信這個故事：她發現普丁的父母極端溺愛他，而且傳記寫作小組也找不到任何人記得普丁學齡前的樣子，這更強化了她的懷疑。然而，不僅寫作小組不可能證明認養說是否屬實，其實也沒有必要：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管普丁是他父母親生或領養，就他那個時代的標準，他都是個奇蹟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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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弗拉基米爾．普丁從籍籍無名突然暴得大權，由於他整個成人期都生活在一個神祕的特務機構之內，這使他遠比其他任何現代政客更能夠控制外界對他的了解，且他在這方面的確擁有遠遠超過任何現代西方國家政客的能力。他創造自己的神話。這算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向世界直接溝通，希望他們見到他的那一個面相。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列寧格勒圍城解除之後，一個小孩崛起的神話；這個殘破、飢餓、貧窮的城市，孕育出強悍、飢餓、凶猛的小孩。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生存下來。

要進入普丁成長的建築物必須先穿過聖彼得堡居民所謂的「天井庭院」（well courtyard）：四周都被高大的公寓大樓包圍，它讓人覺得彷彿站在大石井的底部。和所有的這類天井庭院一樣，這一處淨是垃圾、破洞，又無燈光。大樓本身也破爛不堪：建於十九世紀的樓梯已經朽爛、樓梯間難得有燈泡。一大截扶手不見了，其餘的建築也搖搖晃晃。普丁一家住在一棟五層樓的頂樓，沿著漆黑的樓梯往上走，還挺危險的。

和列寧格勒市中心大多數公寓一樣，這地區當年規劃是以有錢人為出租對象，可是現在一個單元卻被分割為兩、三戶公寓，每一戶又由好幾家人入住。普丁家的公寓沒有像樣的廚房，因此從樓梯間走上來的狹長走廊，擺了一具瓦斯爐和一個水槽。三家人共用這具有四個爐頭的瓦斯爐來作菜備膳。他們在貼著樓梯間的小空間，加蓋了一個盥洗室。這個小空間沒有暖氣。若要洗澡，住戶必須先用瓦斯爐把水燒熱，再把熱水拎到冰冷的小房間裡洗。

年輕的普丁當然是公寓裡唯一的小孩。一對年長的夫婦住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這個房間後來被裁定不適合人居住；另外，有一對遵奉猶太教禮俗的老夫婦、帶著一個成年女兒，住在走廊兼廚房的對面。三家人經常在共用廚房起衝突，但大人們顯然知所節制、不讓小孩曉得彼此失和。普丁經常跑到猶太夫婦家去玩―他在和傳記作者談話時，他一口咬定沒有把自己父母和老猶太夫婦差別看待。

普丁家住了最大的一間房，大約二十平方公尺，或十二英尺乘十五英尺（約五坪）。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三口之家住在這麼大的房間已經有如宮殿。而且幾乎無法想像的是，普丁家還有電視機、電話和城外的別墅。老普丁在火車車廂工廠當技術工人；瑪莉亞則擔任粗重的工作，如夜班的守衛、洗衣婦、搬運工，以便在白天時可以照料兒子。但是如果仔細檢視戰後蘇聯的貧窮狀況，就會發現普丁一家相當富有。且他們對兒子的寵溺，無以復加：上小學一年級的弗拉基米爾就有手錶，在當時當地，這是個罕有且昂貴的配飾。

學校離普丁住家只有幾步路。上的課程其實不怎麼樣。小一到小四的老師是個非常年輕的女性，她靠上夜校完成大學教育。一九六○年，受教育的確不是優先事項，這一年普丁進小一，已經將近八歲。他的父親關切的是紀律，不是教學品質。小普丁也沒把受教育當做是成功的指標；他非常重視硬漢形象，就這點而言，他的童年好友一致認為沒錯，他就是這一副德行。關於他的生平資料―也就是他的傳記作者能取得的材料―絕大部分都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如何打架等等。

天井庭院是蘇聯人民戰後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弗拉基米爾．普丁的個人神話也根植於此。由於大人們一週工作六天，且當時也幾乎談不上有托兒照護的機構存在，蘇聯的孩童往往就在他們擁擠不堪的公寓大樓外頭的公共空間長大。以普丁來講，他是在井底長大的孩子；在髒亂東西到處丟、粗暴大漢鬼混的天井庭院長大。他的同學及多年好友維克多．波里斯恩可（Viktor Borisenco）告訴一位傳記作者說：「有些天井庭院，全被惡漢占了。不洗澡、不刮鬍子的傢伙，叼著菸、抱著廉價酒瓶在那邊混，喝酒、囂鬧、打架。

普丁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我們年紀稍大一點時，常看到他家那裡的天井庭院，有無賴經常喝得醉醺醺、倒地就睡。許多人坐過牢。換句話說，他們沒辦法照顧自己。」

awah

普丁年紀比這些無賴小、塊頭沒有他們高壯，努力和他們井水不犯河水。他的朋友又說：「如果有人冒犯他，佛洛迪亞會立刻撲上去，抓他、咬他、撕他頭髮―跟他拚了，絕不允許別人侮辱他。」

普丁一路打進小學。他的許多同學都記得他好勇鬥狠，但下面一則故事讓我們看清楚這位未來的總統的脾氣。「勞作老師揪住普丁的領子，把他從他的教室拖到我們的教室。

我們在他的教室學習製作畚箕，弗拉基米爾犯了過錯，隔了好一會兒，他才安靜下來。
這段過程很有意思。彷彿他心情好一點了，一切都沒事了，但是過一下子他又發作了，開始表達他的憤怒。他連續鬧了好幾次。」

學校對他的懲罰就是不讓他加入「少年先鋒隊」（Young Pioneers）―這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懲罰，通常只有冥頑不靈、基本上被認為已經無藥可救的小孩，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普丁已被貼上標籤，一連三年，他是全校唯一沒有配掛紅領巾的同學；一般來講，十到十四歲的學童加入這個共產黨組織，都會配上紅領巾。且若是拿他比學校其他小孩家境都更好這一點來看，普丁不能加入少年先鋒隊，的確是相當突兀。

但是，普丁個人認為，大家公認他是硬漢，這才是他真正的地位。他在二○○○年答覆傳記作者時曾誇耀地說：

「為什麼直到六年級你才加入少年先鋒隊？情況有那麼糟嗎？」
「當然啦。我不是少年先鋒隊；我是小太保。」
「你當真嗎？」
「你別看不起我。我真的是壞蛋。」

普丁十三歲時，對社會、政治和學業的態度都變了。小六時，他開始努力向學，不僅獲准加入少年先鋒隊，還立即被選為班長。然而，他不改打架的習慣，普丁的朋友們告訴他的傳記作者一系列的打架故事。

一位小學同學回憶說：「我們在街上玩追打遊戲，瓦洛加剛好經過。他看到一個年紀比我大、塊頭也比我大的男孩緊追著我，而我是拚命地跑。他挺身而出要保護我，跟那個大塊頭打起來。當然，我們立刻講和。」

另一位同學則說：「八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在電車站候車。一列電車到了，但它不是我們要搭的。兩個醉漢下車，開始向人尋釁。他們嘴裡咒罵人、還出手推人。瓦洛加鎮定地把他的包包遞給我，接下來我只曉得他把一名醉漢推倒在雪地、跌個狗吃屎。另一個醉漢回過頭，瞪著瓦洛加，大叫：『怎麼一回事？』幾秒鐘之後，他就曉得怎麼一回事了，因為他也躺在夥伴旁邊了。此時，我們的電車到站。如果要我說說瓦洛加，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他絕不會讓欺負人的流氓惡棍可以占便宜。」

身為年輕的KGB官員，普丁仍舊愛打架。

另外一位普丁的朋友說：「他有一次邀我去參觀復活節的十字架大遊行。當時他正在執勤，協助維持遊行秩序。他問我要不要到教堂看看神壇。我說，好呀，其實就是好玩嘛！―沒有人可以靠近神壇，但我們才不管，硬是闖進去。遊行結束，我們要回家，正在等巴士時，有人朝我們走過來。他們不像是歹徒，比較像是灌了兩杯老酒的大學生。

他們問：『你有菸嗎？』瓦洛加說：『沒有。』他們又說：『你在幹什麼？竟然這樣子答話。』他回答說：『沒怎麼呀。』我根本沒看清楚之後是怎麼一回事，但對方其中一位一定是碰了他、或推了他，接著，我只看到有人飛了出去。瓦洛加很鎮定地對我說：『我們走吧。』我們就走了。我很喜歡他把尋釁的那傢伙摔出去那一幕。只有一秒鐘，那個人就飛出去了。」

同一位朋友還記得，幾年後，普丁在莫斯科特務學校受訓時，回列寧格勒休幾天假，又在地下鐵和人幹架。這位朋友告訴普丁的傳記作家說：「有人找他麻煩，他把那傢伙擺平了。瓦洛加很煩惱，『莫斯科校方對這件事一定不諒解，會有麻煩的。』我猜他是有了麻煩，不過他從沒有告訴我細節。最後總算沒事了。」

普丁只要一受到最輕微的挑釁就會火爆到要幹一架，甚至不惜冒傷害KGB前途之險。不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但值得注意的是，普丁把自己描繪成這副模樣，或者說允許別人把他描繪為脾氣急躁，隨時可以動粗的形象。而這個形象與普丁青少年時期所專注的紀律，卻全然不符。

普丁在十或十一歲時尋找地方可以學習技擊。學拳擊的過程顯然太痛苦，他在初步受訓時，就被對手打斷鼻子。於是他改學Sambo（即俄文「徒手自衛術」的縮寫字母）。這種俄國武術結合柔道、空手道和民俗角力。他的父母親反對兒子這項新嗜好。瑪莉亞認為它太「愚蠢」，擔心兒子會受傷；父親乾脆嚴禁他上課。教練登門拜訪許多次，好不容易才說服他父母親允許他每天持續去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