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禁片 《鏗鏘集》 低端人口 (2018-2-5)

陳柱民

大陸禁片 《鏗鏘集》 低端人口 (2018-2-5)
https://youtu.be/j8H9SpQAPpA

陳柱民

《十九年的阿姨》來自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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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四翠是十九年前，虹橋路的一個保姆勞務介紹所里。我胸前用嬰兒袋兜著剛出生三個月的兒子，到這裡來尋找住家阿姨。混血的兒子長著大眼睛，見人笑嘻嘻的，很招人喜歡，勞務所求職的阿姨們湧上來逗著孩子，都願意跟我走。隔著一排人我看見了她，矮矮的個子，笨笨的不說話，只是傻笑著，我突然心動了一下，就決定了選她。

那一年四翠剛三十出頭，離開安徽老家到城裡當保姆。我一直記得那一天她穿的衣服，劣質的咖啡色外套，她拎著一個旅行袋努力跟在我和我先生的後面，我們都是高個子，步子大走路快，沒意識到她幾乎是一路小跑。法國老公惴惴不安地說，他從來不知道上海是這樣選阿姨的，有點像個，勞力市場！他猶豫了半天才說出這個詞，他很難為情，因為這和一個法國人對人權的尊敬有點差異。

決定要寫寫四翠，是因為最近出了一個熱詞「低端人口」，那些從鄉村到城市務工的人正在作為「低端人口」被城市驅趕。在讀到大量刷屏的文字時，我總是會想到四翠，這個和我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鄉下女人和她的家人。

四翠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妹妹和弟妹都和她一樣到城裡來當保姆。她的老公在城市工地上作泥瓦工，兩個兒子留在老家讓她的父母帶著。和她的弟妹和妹妹相比，四翠是幸運的，她讀了幾年小學，能寫基本的字，而她的弟妹和妹妹，都是文盲。

四翠到我家的第一個月，瘦了十斤，晚上不斷起來照顧嬰兒讓她睡不好覺，但她從不抱怨，實心實意地愛著孩子。記得兒子一歲的時候，總是要亂扔東西，不讓扔就大哭。為了作規矩，我讓孩子哭個夠，不抱不勸。那時我必須把四翠關在房間里不讓她出來，因為她受不了孩子的哭聲，一定要來抱，結果現場的情況就是孩子在外面哭，阿姨在裡面哭，哭成一團。兒子大一點的時候，每年春節阿姨回家，兒子就痴痴的等在小區的門口，等著他的阿姨回來，那種執拗和想念，看著就讓人感動。

如果沒有四翠，也許沒有我的女兒。和所有職業婦女一樣，當得知有了第二個孩子時，我是非常矛盾的，繁重的養育孩子的工作，勢必影響到自己的事業選擇。在我猶豫的時候，四翠對我說，生下來我給你帶。那時兒子剛剛大一點，四翠稍微能睡好覺，我說，你確定再來一次？她肯定地說，孩子一晃就帶大了，沒事。

兩個孩子小的時候，每年回歐洲，四翠都會跟著我們一起。記得第一次為她辦護照，需要到她家鄉所在的公安局辦手續，那個縣城的地方官員要讓她交一萬元的好處費，並警告她不許告訴雇主，說你的父母還在鄉下，你說了，有他們的好看。這事讓人如此憤怒，我找到了在公安系統高層的朋友，從省上到市裡再到縣上，一層層打招呼下去，才免掉了她被敲詐。那個時候，我才真正明白了生活在底層意味著什麼。

十九年，四翠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照顧著我的兩個孩子長大，卻沒有時間陪伴她自己的孩子。孩子們視她為家人，出門會記著給阿姨帶禮物，她過生日會給她買蛋糕，她不開心的時候陪著她聊天，生病時關心她的健康。四翠和她的同鄉提及這些，總是忍不住要流淚，然後抱怨她自己的孩子從未給過她這樣的關心。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場景，我是一個母親，感謝四翠這麼多年的幫助，讓我的孩子能健康愉快地成長，受到最好的照顧和教育，而同樣是一個母親的四翠，卻在她的孩子成長過程中無法陪伴在他們身邊，她要靠外出務工掙錢來供養家庭。她缺席了她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在他們小的時候，她無法給予她的愛，這種情感的缺失，是她和她的孩子之間終身的遺憾，但這不是她的錯，也不是孩子的錯。沒有人錯，而事實卻讓人疼痛。

現在，四翠的孩子們也長大了，她用多年賺的錢在家鄉買了一個房子。但她的兩個兒子卻更願意離開家鄉來到上海。他們在城裡找了工作，結了婚，這一家人總算可以在上海團聚了。他們像所有離開故土的人一樣，租下便宜的公寓，試圖在上海這個昂貴而繁華的城市裡，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我沒去過他們住的地方，但我想，那應該就是所謂「低端人口」的聚集區吧。

這個文化不高的農村女人，早已是我家的一分子。我可以把整個家放心地托付給她。如果沒有她，我不能在有了兩個孩子後重新開始職業生涯。記得在我作新星星藝術節最困難的時候，她有一次對我說，你這麼累，居然沒生病，沒倒下，是因為你在做一件幫助別人的善事，老天會看到保佑你的。她用最質樸的話，讓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義。

我的孩子已經長大開始離家。兒子要去美國上大學時，四翠幫他收拾行李，坐在一大堆的衣服中哭得像個淚人，當年她抱過的孩子，已經是個高大的男孩，比她高出大半個身子，摟著她，像摟著一個小女人。對孩子們來說，阿姨就是他們的親人，是他們的第二個母親。無論以後在哪裡，他們都會愛著這個來自鄉下的女人，記得她並照顧她。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女兒問我為什麼要寫，我告訴了她「di duan ren kou（低端人口）」的事，十七歲的女孩立即說，說這種話的就是垃圾，她的態度，讓我欣慰。我想起我們的生活中許多不可缺失的人，四翠和她的家人，送水的工人，長年幫我修空調的工人，為我裝飾家的工人，沒有他們的服務，我的生活立即會漏洞百出。

我有個大姑，解放前隨她在國民黨空軍作地勤的丈夫去了台灣，姑父在一次事故中癱瘓了，大姑和許多當時住在台灣眷村的軍人家屬一樣，只能出去幫傭，賺錢養家供孩子們讀書。大姑在一些國民黨的高官家裡幫過傭，她學到了這些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她把她的孩子送進了大學，送到美國讀了醫學博士，成為少將軍銜的醫生。我見過她，一個矮小的大氣而智慧的女人，從沒因曾經的貧窮而失去過尊嚴，失去過孩子們對她的愛戴。

貧窮不是罪過，貧窮的人努力掙扎，拼命工作，養活家人，讓孩子受到教育，是更加令人敬佩和尊重的。對他們的歧視，是這個社會的恥辱。

四翠漸漸地老去，當我的孩子們全部離家，她就會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她是兩個孫子的奶奶了。我總是對孩子們說，無論以後她在哪裡，你們都不能忘記她，以後工作了，要保證她有個安寧的晚年，因為她是我們的家人，而我，作為一個母親，在心裡無數次想對另一個母親說的話，就是謝謝。雖然我從沒說過，因為她不習慣這種煽情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