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博士政治通識題2016-6-9

大樹人

政治通識題：共產黨得了中國天下，為什麼仍要殺掉二百幾萬個地主？大家可詳述背景原因帖上網，優秀者有獎品。郭泐！

吳岩鷲

個人覺得，搶完嘢。
緊係唔好留手尾，一於殺人滅口。

但想深一層，應該又係消滅中華民族的大計。

二百幾萬個地主，有儒商有智識份子。
唔清減一大部，點樣消咗中華文明條根。

點樣令佢出現斷層。新生代都無人傳承中華文化套嘢。

就容易，數典忘宗，減低自我認同中國人身份。

siuyiu886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
1949年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每攻佔一個地方,就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1949年後,新中國成立後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必須殺地主奪財產,鞏固新成立的共產政權。
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為了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所以要殺害地主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另外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又需要殺地主殺雞儆猴,一為震懾反抗力量,二為奪取財產削弱反革命人士的反抗條件。
因此發起了土地改革運動,殺害200多萬地主。

平常心

解放初期大部分人貧窮，生活處于水深火熱中，剎地主可以資產和資源重新分配，土地種植稻米和農產品，人民才有得食，正所謂得人心得天下，百姓有飽飯食，誰都想安定。

自知好了

虽然当年中共打下了江山，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为了稳定政权，就要采取很多措施。而当时的地主阶级是最有可能，最有能力威胁到中共的政权，毕竟很多地主都和国民党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民党很多将领的家属都是地主，当然这些地主有些会到台湾，但有些就留在大陆，而更多的地主与国民党也有其他各种利益关系，因为国民党当权时维护的就是这帮地主的利益，所以中共不能容忍这些极有可能与国民党里应外合的地主，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marcoss

先轉載一文章跟大家分享, 都幾詳細.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1/n647354.htm

陳沅森：談談「土改」「殺地主」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爲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爲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爲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衆，使黃世仁成爲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夥爲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爲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夥。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中共發動“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被共產黨幾十年的宣傳深深地毒化了，成爲一個深含貶義的辭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産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爲“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爲“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羡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瞭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 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裏。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産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爲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爲“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爲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産，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 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爲“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爲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爲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爲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爲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産，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爲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于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爲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衆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産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産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爲他要對自己的財産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中共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中央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中共爲什麽要開展“土改”，爲什麽要殺那麽多地主？

大力爲共產黨宣傳、與毛澤東私交相當不錯、名著《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

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

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迹遍佈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爲什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深知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沖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麽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不要看表面文章，不要看毛澤東的詩詞如何豪氣幹雲：“天兵怒氣衝霄漢”、“六月天兵征腐惡”……每一句詩裏都飽含著地主的鮮血、戰士（農民）的鮮血和農民的血汗……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從1928年秋收起義，竄入井岡山搞武裝鬥爭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所謂“土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地主”的代名詞。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迹的“陰陽地界”……

1949年中共建政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臺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爲“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非常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爲，必須大開殺戒，殺雞儆猴，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爲“儆猴”的這只“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儘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臺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便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臺上的人隨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早些年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復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爲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面拔將軍”，把某位倒楣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掩面而泣，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的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窮兵黷武的毛澤東爲了討好史達林，用中華兒女的生命和血汗錢，爲發動朝鮮戰爭的金日成火中取栗。他知道，只要給老實巴交的農民一點點好處，農民就會爲他賣命。“土改”將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物分給貧下中農，翻身的農民感恩戴德，讓自己的兒子、丈夫去參軍，敲鑼打鼓，戴著大紅花，送他們開赴有去難回的朝鮮戰場。

中共爲一黨私利，隱藏著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目的，打著“耕者有其田”的漂亮旗號進行“土改”，把自己打扮成貧苦農民的“大救星”，實質上是爲了利用農民，哪里會真正爲農民著想！說來說去，其最終目的是爲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編造的、虛假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會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臺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推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衆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里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爲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覰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里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爲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中共爲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爲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爲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 六 ）“土改”是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殺人的事，必須慎之又慎。毛澤東說過多次：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長出來；人的頭割掉後，就無法再長出來了。——但是，毛澤東說話不算數，經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便大開殺戒，“土改”就是一例。

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廢除了死刑，即使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要殺一個人，法律程式都相當複雜。首先必須追究這個人犯了什麽罪？證據齊全、罪行確鑿後，依據某法律某條款，才能判處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時候，“罪”與“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黨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這根準繩。“黨的政策”規定要殺誰，政策的執行者說要殺誰，那人就難逃厄運。殺地主，既不要問犯沒犯事，也不要去尋找證據和法律依據，鬥爭會場上有人（多數是會前佈置好的積極分子）喊殺，一呼百應，第二天便綁赴刑場，“呯”地一槍了事。

你說沒“法”，他們說不對，中共中央頒佈了“土地改革法”。這部法規定，共產黨到來之前三年，佔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均在該殺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讓我們來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個道理是：法律不應該追訴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隨地吐痰，違者罰款100元，法令頒佈後立即執行。——那麽，我昨天隨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頒佈法令，就沒有理由罰我。——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中共的“土地改革法”，追訴法令下達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全部是你中共到此地來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誕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有了的，怎麽能追訴幾年前，幾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現在你用“槍桿子”逼著，要沒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財物，掃地出門。好，地主們就老老實實把土地和財物全部獻出來，你怎麽還要殺人呢？地主並沒有做壞事呀！

即使退一萬步講，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兩千多年制度的沿襲，是歷史形成的，地主本人不應該爲此承擔責任，更沒有死罪！

再則，你要殺某個地主，要講清楚，爲什麽要殺他？說地主有罪，要講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麽罪？該不該殺？——將強詞奪理和莫須有的罪名強行扣在頭上，不准開口辯護，一頓亂打，一槍崩了，地主們死也不瞑目！

不講道理，用槍桿子逼著，殺人越貨，是什麽人？是土匪、強盜。因此，1950年中共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以党的名義，用國家發佈政令的辦法，用槍桿子逼著，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進行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麽“死罪”呢？他們的唯一罪名是：擁有的土地和財富超過了共產黨規定的數量，將土地出租給農民，收了租，吃了剝削飯。——用這種罪名，一殺便是200多萬，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罕見的最大的冤案！

（ 七 ）“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中共暴力“土改”，産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爲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産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爲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産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爲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産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産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産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準；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産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産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産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産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産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古代，農村是非常安寧、祥和、溫馨的。請讀古詩：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張演《千家詩•七絕•社日》 ）

這兩句詩是什麽意思呢？“春社”就是開春之後村裏結社開大會，商討本年度的生産大事：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出席會議的是每戶的當家人。生産大計討論完畢後，擺開豐盛的酒宴，大家樂呵呵地大吃一頓。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每戶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當家人扶著回家……這真是一幅美妙無比的“農家樂”畫圖，可以想象，當年農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樂、幸福！

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會議召集人，也許是“村長”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人人滿意。這位德高望重、辦事公平公正的長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財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參見本文第三節）。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爲群衆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産、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于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爲所欲爲。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産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等）打衝鋒，打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爲“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爲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僞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産，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産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産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毛澤東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從此，毛澤東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爲他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産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産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

革命革了幾十年，到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使朱鎔基總理頭痛、溫家寶總理特別關注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 八 ）應該爲“地主”“平反”

中共暴力“土改”，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當然需要平反！

做錯了事，殺錯了人，雖然事情的惡果不能挽回，人死無法復活，但承認錯誤，澄清思想，對死者是一種憑吊，對活著的後人是一種安慰，同時可避免國家今後再度陷入那樣可怕的人爲的災難之中！

但是，要求當局平反，就須認真考慮了。爲什麽？因爲要求他們平反，是一種奴性思想的表現，是當久了奴隸之後懇求奴隸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隸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農村親戚，被錯劃爲“四類分子”，80年代初平反後，打發女兒來問我：聽說公社還保存了一袋關於他的“黑材料”，女兒的同學在公社當副書記，他想利用這個關係，請客送禮，走後門把那袋“黑材料”要回來……我回答說：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變，那袋“黑材料”是一袋廢紙，他們拿了沒有用，你要回來也沒有用，徒然增添煩惱；如果上面的政策又變回去，繼續搞階級鬥爭，他們一個晚上便可以整理出一袋新的“黑材料”……這位親戚聽了我的話，沒有去要那袋“黑材料”，後來果真沒事。——這個抛棄“奴性思想”的小事例，對我們要求當局給地主平反有參考價值。

共產黨是靠“土改”起家的。當年，沒收地主財富中最有價值部分（金銀財寶），解救了建政初期的財政危機；而200多萬地主鮮血，鞏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

要求當局給“土改”平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雖然這一屆“胡溫體制”對“土改”“殺地主”不承擔直接責任，但由於他們繼承了大統，理應出面道歉，撫慰200多萬枉死的亡靈及其後人。但由於他們繼承的是專制體制，在目前條件下，尚無法轉過彎來；本人的思想認識，也可能沒有達到同意平反的高度。所以，人們不要對當局給“地主”平反寄予厚望。

怎麽辦？

其實，給“地主”進行所謂“平反”，並沒有物資方面的補償，也不可能把沒收的土地交還給他們的後人，平反的唯一效果是：改變錯誤的思想認識，使人民群衆知道，95%以上的地主都是人格高貴、品德高尚、學識高超的好人。這樣，就在道義上給地主徹底平反了。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給地主平反，就無須祈求當局，完全可以由我們自己來做。筆者就做了一件爲地主平反的大事：2003年3月4日在“萬維讀者網路 www.creaders.net 網墨專輯 陳沅森專欄”發表了22.5萬字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

從共產黨的正面歌頌“土改”的長篇小說有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中篇小說有香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短篇小說有臺灣薑貴的《旋風》。

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一部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

現在有了，《佛懷煽仇錄》突破了中共只准從“正面”描寫“土改”的一言堂禁區，衝破了中共幾十年來文藝扼殺和文化封鎖，成功地再現了“土改”謀財害命、血肉橫飛的歷史，是第一部從反面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

“土改”過去半個多世紀，地主屍骨早已灰飛煙滅。隨著當年親歷運動者一批批先後作古，悲慘的記憶漸漸淡漠，最終將煙消雲散。如果筆者這一輩60多歲的老人再不寫出來，時間無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惡將隨著人世滄桑而湮滅。人類的良知呼喚正義，呼喚歷史的真實，幸存者有責任把當時的真相告訴後人。筆者懷著對200多萬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爲完成這一歷史重托貢獻了一己微薄之力。

上一世紀40年代末，農村信奉佛教的，約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整個中國就像在“佛”的“懷”抱之中。筆者摘取“佛懷”二字，作爲江南一個偏僻的鄉村的名字，讓“土改”的故事在那裏演繹開來，以此喻示“土改”及其殺戮地主，遍及全中國。

《佛懷煽仇錄》塑造了一個信奉佛教、心地善良、學問豐富、品德高尚的大地主王殿臣。他憐貧恤老、撫育棄嬰、助教興學、修橋補路……用祖輩遺留的財富，贊助鄉村中一切正義、正當的事業，深受鄉民擁戴，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土改”的疾風暴雨中，王殿臣逆來順受，主動獻出數額巨大的金銀財寶、土地和全部家產，歸順新朝。但“土改”幹部仍然逆天意，違民心，把他槍斃了……大多數鄉民爲此傷心落淚。

《佛懷煽仇錄》再現了“土改”的歷史慘劇，從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領域徹底否定了“階級鬥爭”和共主義産邪說，深刻表現了對人類命運的關懷，是一部控訴毛澤東和中共罪惡，喚醒人類良知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

一位“土改”時從大陸逃出來的老華僑讀了《佛懷煽仇錄》後，緊握著筆者的手說：寫得不錯！書中的幾個人物都站得住腳，特別是大地主王殿臣，就像“土改”中被槍斃的我的伯父，當年他們就是那樣想的，就是那樣說的。你爲200多萬枉死的地主鳴冤叫屈，寫書平反，做了一件大好事。你寫了這本書，這輩子沒有白活！——聆聽了老華僑的鼓勵，筆者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佛懷煽仇錄》是一部抛磚引玉的作品，希望有人寫出第二部、第三部……揭露“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到爲地主平反的行列中來，將《佛懷煽仇錄》用紙質載體出版，將它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都是爲地主平反作出貢獻。

臨了，雙手合十，心香遙祭：200多萬枉死的地主的亡靈，歷史最終會還你們一個清白之身，安息吧！

2004年8月3日 於加拿大 蒙特利爾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加拿大

－－轉載自《觀察》網站

Yanhay

marcoss 發表於 2016-6-9 18:47
先轉載一文章跟大家分享, 都幾詳細.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1/n647354.htm

謝謝分享！

wwkin

  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則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張組織農民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
  1956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份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维基百科>
原因:利用土改鬥地主訓練農民服從黨的路線
如果和平土改只是造成新地主意識形態上沒有改變

dickson720

利益申報
本人外公為忠誠共產黨員，如有偏頗望能糾正。
以下鄙人觀點；

1.民囯或清朝 為 原股東
2.中國 為 一大公司
3.共產黨 為 當今暴富的國人（當中也有有志之士）
4.地主 為 現各部門主管
5.知識分子 為 失業部門主管
6.工農 為 普通職員

假設上述代入到現代；

      故事就是當暴富的國人買下一 间大公司趕走原管理層后卻因爲自身虛怯覺得無辦法能夠管理公司現各部門主管。所以決議辭退大部分部門主管（土改），所用之法自然收集各普通職員不滿，然後再市場另覓失業部門主管取代現部門主管。
      事成后由暴富的國人組成的董事會深知現在的部門主管也會變成之前被趕走的部門主管，所以就再發動一次由普通員工發起的罷免部門主管的行動（反右）。
      然後成间大公司就剩下由一班普通員工去運營，再也沒有人敢于或有能力挑戰董事會的決定，最後董事長故技重施，利用普通員工對董事會的恐懼（盲從）再對其餘董事施加壓力迫其辭職（文革）。

本人認爲，新董事會所缺失正是“謙虛”“自信”取而代之卻是“虛怯”和“自卑”。

cwcheung24

大家不要忘記台灣在1953年開始都搞過土改的，只不過因為台灣面積細，可以用比較懷柔的政策對待地主。
但中國大陸幅員實在太大，若果好似當年雍正甘慢慢玩"攤丁入畝"，個國家一早無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