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雅利安人入侵南亞次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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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古典文明是從早期吠陀文明[Vedas Civilization]發展而來，而吠陀文明則是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雅利安人是一個侵入的民族，他們最初來到印度次大陸的時間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許在這個估計年代之後約200年，一些宗教頌詩開始被收編成集，結果就編成了《梨俱吠陀》[Rig Veda]，該詩集的最後編成大約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我們關於這一最早時期裡印度境內雅利安人的知識，主要得自這一著作。《梨俱吠陀》展現出關於當時情形的相當清晰的畫面：一系列有親緣關係的部落，主要定居在旁遮普及其鄰近地區，使用共同的語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稱為"雅利安"（arya-）。據說，他們與許多被稱作"達薩"（Dasa）或"達休"（Dasyu）的敵對民族處於持久的戰鬥狀態。從有關這些戰鬥的多處材料表明，戰鬥結果是雅利安人大獲全勝。在後來的《吠陀本集》和《梵書》[Brahmanas]等典籍描述的時期裡，可以看到雅利安人主要是向東方擴張領土，一直到達恆河流域；而關於與達薩作戰的記述則很少。象"蔑戾車"和"尼沙德"等其他名稱，被用來稱呼非雅利安人部落，而"達薩"則成為通用的"'奴隸"一詞。另一方面，"雅利安"這一名稱不僅與外部的野蠻人相對立，而且與四種姓中最低的首陀羅相對立。在後一種場合，"雅利亞"自然就得到"高貴的"、"尊敬的"之義。這個詞的這兩個含義一直沿用到古典時期。北印度被稱為"雅利亞伐爾塔"（Arya-varta）--"雅利安人居住的國土"，或巴利文的"雅利安阿雅塔南"（ariyam ayatanam）。耆那教經典也經常提到雅利亞和蔑戾車之間的差別；在泰米爾文獻中，北印度的國王是指雅利安人的國王。另一方面，佛教的"八正道"（ariyam atthangikam maggam）是這個詞用於道德倫理意義的例證。在這裡，這個詞毫無種族的意義。
雅利安人（其出現於印度西北部已為《梨俱吠陀》所證實）從印度次大陸之外，通過一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連續多次的遷徙，到達了他們當時佔領的地區。這一遷徙的最後階段距《梨俱吠陀》開始編成的時間不可能相去太遠，但同時也必定過去了一段足夠的時間，人們對遷徙的清晰回憶已經消失，因為那些詩歌中沒有關於這一事件的確切資料。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沒有書面文獻的記載，人們也未能從考古發掘中發現它的蹤跡，但是，以比較語言學為依據，它仍被確鑿地認定為一件歷史事實。印歐語繫起源於歐洲，吠陀形式的梵語就是這一語系最古老的語言之一。要將一 種屬於這個語系的語言從遠道帶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徑是說該種語言的民族的遷徙。以有關語言的相互關係為依據，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過程的概況。
除了在總體上屬於印歐語系，梵語即古印度-雅利安語與伊朗語族也有著較為密切而特殊的關係。伊朗語族中最古老的代表是古波斯語和阿吠斯塔語。實際上，古代印度-雅利安語和伊朗語族語言的關係十分密切，因而這兩個都自稱雅利安人的民族在更早的時期裡必定曾經是同一個民族，講著同一種語言（儘管適當許可方言之間的差異）。這一通常被當作原始印度-伊朗語的早期雅利安語，是後來的伊朗語和印度-雅利安語得以衍生出來的語源。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的時期裡，他們很可能居住在中亞地區，以奧克蘇斯河[阿姆河]、錫爾河、鹹海和裡海為界。可以假定，雅利安人的各個分支就是從這個基地推進到阿富汗高原，然後從這個基地下降到旁遮普平原。從這同一地區，另一些雅利安部落朝著相反的方向，西向移入伊朗。在那裡，他們第一次出現在亞述記載中是在公元前9世紀中葉。一般認為，他們開始佔領伊朗不早於公元前1000年。如果上述估計的時間是正確的，那麼雅利安人佔領伊朗的時間就比其遷入印度晚得多。伊朗人保留了對其最初的家鄉的記憶，稱之為"雅利安人故鄉"。這一地區一直為伊朗人所佔領，到突厥人侵入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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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利安人在他們早先的家園開創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別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後者的文獻中，查拉圖士特拉[查拉圖士特拉（Zarathustra）意為「駱駝的駕馭者」，即古波斯語的瑣羅亞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帶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變，其結果例如，原有的單詞「神」（梵語為deva-）獲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語為daeva-）的詞義。同時，吠陀經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羅），在阿吠斯塔中則被降到魔鬼的地位。儘管如此，仍有相當數量的共同遺產保留下來：雖然因陀羅這個名稱變為指魔鬼，但其稱號「殺弗栗多者」（Vrtrahan-）的伊朗語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祇 ；與吠陀經中的密多羅（Mitra，婆羅門教、印度教神名。《吠陀》中的晝神）相應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話中的光與真理之神，後成為太陽神），仍為他們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後來在羅馬帝國有過一番不尋常的經歷；崇拜火和蘇摩祭是印度和伊朗兩者的共同遺產；吠陀中的毗伐斯萬特之子耶摩[Yama，太陽神毗伐斯萬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萬特之子伊瑪[Yima，伊朗古代神話中也為太陽神之子，人類始祖]這樣一些人物也說明有一種共同的神話。印度和伊朗還有著共同的基本宗教術語，例如，吠陀中的「霍塔爾」（hotar），意為「祭司」，「雅吉納」（yajna）意為「獻祭」，「利塔」（rta-）為「真理、神規」，在阿吠斯塔中分別為「扎奧塔爾」（Zaotar）、「雅斯納」（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為「阿爾塔」（arta-）。同樣，共有的專門名詞也出現在政治（「統治權」，梵文中為ksatra-。阿吠斯塔文為x'sathra-），軍事（「軍隊」，梵文為sena，阿吠斯塔文為haena，古波斯文為haina）以及經濟（「田野」梵文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園」為So1thra，「莊稼」uruara）等領域中。在印度，社會階級的劃分具體表現為四種姓制度，這與伊朗的情況極為相似。可以認為，這一共同繼承的文化，在其後期各階段，是雅利安人在中亞的故地演進的。他們在向印度遷徙之前，可能在那裡居留了相當長一個時期，有證據表明，在更早的時期，雅利安人的住地還在更遠的西方。首先，雅利安語言與印歐語系的聯繫表明，雅利安語源出於歐洲，人們由此必然假定，是更早的一次移民將它們從歐洲帶往中亞。其次，芬蘭-烏戈爾語中有外來的雅利安語這一現象，為雅利安人更早的故鄉還在更遠的西方提供了饒有興味的證據。例證之一是芬蘭單詞sata「一百」，看來可以在語音上相當於'Sate-（即這個單詞的印度-雅利安語和原始印度-伊朗語的形式，而不是後來的伊朗語sata-）。有相當多類似的外來詞不可能源出於伊朗語，因而它們必定是在原始印度-伊朗語時期被接受過來的。因此，在這一借用語彙的時期，雅利安人和芬蘭-烏戈爾人的祖先必定有過密切接觸。考慮到芬蘭-烏戈爾語在目前的分佈狀況，及它們在古代所處的大致位置，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些詞彙被借用的時期，其語言被借用的原始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區不會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山脈以東。只是在對於芬蘭-烏戈爾人有所影響的這個時期之後，雅利安人的主要中心才移往中亞。
    在暫定為將近公元前2千紀初的這個階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個單獨的社團，業已脫離了印度-歐羅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階段，大約是公元前3千紀的中期，人們可以假定這樣一種情形：使用派生出後來雅利安語的語言的人們仍是原先的印度-歐羅巴社團的成員，他們的語言是印歐語的一種方言，尚未發展成為單獨的語族。這一發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個階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還在更遠的西方。對此，也能提出語言學上的證據。在所有的印歐語系語言中，有跡象表明，波羅的-斯拉夫語族與印度-伊朗語族有著最密切的關係。由於這些語言不可能遠離它們初次得到歷史性證實的地區，這一聯繫就可用來指出印度-伊朗語族最早的發源地。
    除了許多其他特有的類似之處，這兩個語族都具有早期頷音化的特徵（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與拉丁文的Centum相對照，即為例證），這種情況在阿爾巴尼亞語和亞美尼亞語中也可見到。由於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認為這些語言形成了印歐語系中一個特殊的語族，並按阿吠斯塔語中「一百」這個詞，將它們稱作「薩塔姆」（Satem）語族。事實上，看來很可能是：這一變化發生的時間很早，因而使用所有這些語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時候都還互有接觸。除了這些特殊關係以外，還有證據表明，印度-伊朗語與希臘語也有特殊的關係，這在動詞的構詞法上尤其明顯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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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跡象表明印度-伊朗語和其他印歐語言有特殊的聯繫。就西印歐語言（意大利語、凱爾特語、日耳曼語）來說，鑑於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這種聯繫。赫梯語和小亞細亞的同源的語言處於一種特殊地位，由於它們與人們熟悉的印歐語形態差異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們很早就分離出去了。這些民族翻越巴爾幹山脈進入小亞細亞的時間必定比他們最初出現在書面歷史記載中要早得多。更有疑問的是關於兩種習慣上稱之為吐火羅語甲和吐火羅語乙、相互有密切聯繫的語言的情況。本世紀初，使用這兩種語言的寫本殘卷在中國新疆出土。鑑於這些殘卷的位置，人們希望它們會顯示出與印度-伊朗語有較密切接觸的一些跡象，然而，從這些殘卷卻找不出這方面的任何痕跡。更有甚者，從它們也看不到與印歐語的其他分支有什麼特殊的聯繫。對於這些事實，最好的解釋是，假定使用這一語言的人群分離出去的時間很早（儘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離那麼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後來向東的擴張將他們推向越來越遠的東方，直到最後定居在中國新疆。從語言上找不出這兩種人早期接觸的痕跡，只有到很晚的時期，伊朗人對吐火羅人的影響才顯露出來。
    迄今為止，我們都只能完全根據語言上的關係去解釋雅利安人的起源和早期遷徙。關於公元前約1500年以後的活動，則有了可供使用的文件證據。這些資料並非出於雅利安人永久定居的國度--印度和伊朗，而是來自近東，雅利安人的一支在那裡建立的一塊不具持久影響的短期領地。出自這一地區的文件證據包括若干專門名稱，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單詞，從這些詞彙可以推斷出公元前1500-前1300年間雅利安人曾出現在這一地區。他們的出現總是與胡裡人[Hurrians]有關，胡裡人是土生土長的非印歐人，當時也正在大事擴張。尤其是胡裡特人的國家米坦尼[Mitanni]，從其國王的名字推斷，在其最有影響的時期，系處在由雅利安貴族支持的雅利安國王統治之下。另一些位於敘利亞的小國的統治者也有類似的雅利安人的名字。
    這些雅利安人的人數不足以將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明強加於他們所定居的國度，他們似乎總是將胡裡特語作為他們的官方語言。在這一時期結束後，他們被土著居民同化，沒有留下更多的蹤跡。最重要的文件是赫梯和米坦尼君主之間的一份條約，其中載有4個在吠陀經中常見的神祇名稱：即因陀羅、伐樓拿、密多羅和納薩蒂亞[雙馬童]，此外，出現在喀西特人文件中的意為太陽神的蘇利亞（在其他方面，沒有什麼跡象表明喀西特人與雅利安人之間的聯繫），和在赫梯人文件中得到證實的火神阿耆尼，看來都是他們從雅利安人那裡借用來的。在米坦尼人基庫裡用赫梯語寫成的一篇關於馴馬的論文中，包括了一些雅利安語的專門名詞和一系列雅利安語的數字。另一些雅利安語的單詞，在與胡裡人有關的文件中也時有出現。
    人們討論較多的問題是：近東的雅利安人是與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還是與其伊朗人分支有更為密切的聯繫，或者，近東的雅利安人是否相當於分離前的原始雅利安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們可能與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聯繫。這一結論部分地是基於語言方面的考慮（例如，單詞「一」aika-，與梵語的eka-相符合，而與伊朗語aiva-不一致），但也基於這一事實，即上述諸神是吠陀經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語中，這些神中僅有密多羅作為神出現；至於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羅，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在這一階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問。
    假如近東的雅利安人可能與印度-雅利安人有著特殊的聯繫，就可以得出一些頗有興味的結論。首先，我們必然斷定，在印度一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或伊朗人前去佔領伊朗之前，雅利安人使已分為兩個分支。其次，我們必然斷定，在遷往印度之前，原始印度-雅利安人使已佔據了伊朗東北部。鑑於雅利安人出現在近東的時間與一般認為的雅利安人移入印度的時間大致相合，因此他們都是出自同一基地，即後來被伊朗人接收的領土--伊朗東北部。
    在擴張的頂峰時期，雅利安人佔得的領土比所有其他印歐人加在一起所佔據的還要大得多。甚至在他們大規模遷徙、從而佔領印度和伊朗之前，居住地僅限於歐亞草原之時，他們所分佈的區域就遠遠大於其他印歐人佔有的土地。為瞭解釋後來的大擴張，我們必須假定有利的氣候及其他條件造成了人口的持續增長。只有基於此說，我們才能解釋他們何以能夠在伊朗和印度北部這樣的大片地區殖民。正如已經述及的，雅利安文明特有的面貌，就是在這個時期-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我們在最早的印度和伊朗文獻中發現的，就是這一文化。也正是這一文化，由於兩種傳統之間的極大相似性，必須被視為共有的遺產。我們在《梨俱吠陀》中發現的這一文化，不是在印度成長起來的，而就其最基本的成分而言，是從外部引入的現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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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提到的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是由於對「雅利安」這一術語使用不當而引起的。這一名稱只能專門適用於印度-伊朗人，因為這是他們用以稱呼自己的名字。不應該像過於頻繁出現的那樣，將其推而廣之，泛指印歐人。這樣濫用的結果是往往將早期難利安人和原始印歐人混為一談。結果，雅利安人亦即印度-伊朗人在向印度等地遷徙之前，也就是在一個雖未特別指定，但無疑是公元前約1500年以前相當長時期中的居住地俄羅斯草原和中亞草原，常常被當作是最早的印歐人的故鄉。其後果是，希臘人、赫梯人等等被說成是從這片當時只由印歐人的雅利安人分支佔據著的地區移民出去的。正相反，有材料證明，印歐族的歐羅巴各個分支是歐洲的土著居民，雅利安人是在從他們分離出來後才向東擴展的。正如已經論及的那樣，在這一時期，也就是在他們與其他印歐人分離和後來開始於公元前約1500年的遷徒之間的時期裡，他們文明的特有面貌才發展起來。
    人們注意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看來是在吠陀詩篇編成大約相當長時間以前發生的，因為在吠陀詩篇中找不到關於這一遷徒的清晰回憶。另一方面，這些詩篇卻頻繁提到雅利安人與以前的居民達薩或達休的鬥爭，佔領他們的土地，繳獲他們的財物，至於這些被迫離鄉背井或被征服的民族之身份，主要的，也是最可能的看法是，他們就是印度河文明的創造者。這一在最初被發現時大大出人意料的文明，必定早於吠陀時期，但對於它的衰落是否由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或者說，從印度河文明的終結到雅利安人的出現，是否經過了一段時間，尚存有一些爭論。吠陀經典本身的證明材料無疑是支持前一種觀點，這明顯地表現在它經常提到摧毀城市，戰神因陀羅被認為是「破壞城堡者」，火神阿耆尼也被突出地提到其這一能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許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似乎都是毀於火焚。考慮到這些反覆出現的材料，似乎不免得出這一結論：印度河流域城市的毀滅是雅利安人之所為。
    實物遺蹟清楚表明，在某些方面，印度河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優越。尤其是，印度河文明是一個高度發展型態的城市文明，而相形之下，雅利安人則並不熟悉城市生活。雅利安人的優勢在於軍事領域，在這方面，他們使用馬拉雙輪輕便戰車發揮了顯著作用。他們取得勝利的後果是幾乎完全放棄了城市，這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便終止了羅馬一不列顛的城市生活，差不多如出一轍。雅利安人不僅對利用他們所征服的城市不感興趣，而且進缺乏管理城市的專門能力。在吠陀時代的大部分時期內。雅利安人用木材建造住所，他們以村落而不是以城市為單位散居各地。他們的房屋和家具由於主要用木材及其他易腐爛的材料造成，因而保留下來可供考古學家記錄的為數不多。直到最近，印度的吠陀時期在考古方面幾乎仍是一片空白。甚至現在，這種狀況也沒有多大進展。只是到吠陀時期之末，城市的發展才重新開始。對印度河文明，考古學是我們知識的唯一來源，而關於吹陀時期難和安人的資料則完全要依靠以口頭方式相傳下來的文學典籍。這些典籍沒有提供任何專門的歷史記載（因為那不是它們關切之所在），而是提供了大量的關於某一歷史性或半歷史性人物之出現的非主要的材料，也描繪出那個時期生活和文明的一幅相當清晰而連貫的畫面。
    一個討論較多的問題是，印度河文明對雅利安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對這一問題的各種看法大相歧異。總的說來，吠陀經典本身給人的印象是，這種影響即使有，也無關宏旨。首先，吠陀詩人對達薩及其文明持一種不妥協的敵視態度，在宗教方面明顯地不接受任何影響，要不然在這方面可能會產生一些結果。此外，經考古學證實的印度河流域大多數城市的毀滅和人口的減少，必然有效地消除了大多數可以傳播這種影響的基地。當然，到了後來，當雅利安文明發展成為印度教文明時，許多非雅利安的影響出現了，但這些影響在吠陀時期並不明顯，而且看來與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史前文明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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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稱，能夠確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時期佔據的領土。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條河。由此向西，提到了格魯姆河（Krumu）、戈馬蒂河（Gomati）和庫帕河（Kubha）（即今日的古勒姆河、戈馬爾河和喀布爾河）以及蘇伐斯杜河（Suvastu）即斯瓦特河，表明雅利安人擴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內。向東，薩拉斯瓦蒂河（Sarasvati）、德里薩德瓦蒂河（Drsadvati）和閻牟那河在雅利安人領土內，恆河是在一首較晚的頌詩中提到的。這片地區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範圍以內。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卻不大提到印度河下游地區，在那裡，印度河文明也同樣繁榮過。
    雅利安人分為很多個獨立的部落，正常情況下由王(Rajan)統治。這些王在不對達薩或達休作戰時，便經常相互征戰。然而，基於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方式，雅利安人高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種族整體，並且意識到他們與早期土著居民之間的懸殊差別。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羅的資格被吸收人雅別安人社會，一部分則撤退到雅利安人暫時未到達的地區。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開化的國土上得以保有他們的特性，並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不是通過一場征服戰爭，而是在持續時間很長的一次又一次遷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為數眾多的居民，轉過來又能形成進一步擴張的基礎。當時在近東盛行的情況恰恰相反。在那裡，小股武士實現的征服，結果是只建立起暫時的統治，但他們的人數太少，數代之後便不免被當地土著居民所同化。
    在後期吠陀經典描述的時期裡，雅利安人佔領的地區繼續擴大，重心也向東轉移。到了《梵書》[Brahmanas]時代，雅和安文明的中心地帶是俱盧人和潘查拉人的國度，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北方邦。與此同時，位於旁遮普的西部拓居地則退居次要。進一步向東擴張已在進行，在這個地區中最重要的國家有僑薩羅、迦屍和毗迪訶。雅利安人在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展是沿恆河而下，基本上保持在這條河以北。遷徒的主要路線可能是沿著喜馬拉雅山脈的丘陵地帶前進，首先是避開河流附近森林密佈的地區。在這一時期的典籍提到的部落和王國中，位於恆河以北的最多。恆河以南的則非常少，例如切迪人Cedis、薩特萬特人（Satvants）和維達爾巴（Vidarbha）王國，提到它們的次數也很少。這時，雅利安人的周圍是各種各樣的非雅利安人的部落，《愛達羅氏梵書》中列舉了這些部落的名稱：安陀羅人（Andhras）、奔那人（Pundras）、穆蒂巴人（Mutibas）、普林陀人（Pulindas）和沙巴拉人（Sabaras）。從這些資料看來，鴦伽國和摩揭陀國還只是部分地雅利安化了。
    《梨俱吠陀》對於雅利安人和達休之間的戰鬥作了突出的描繪。正如我們所知，這反映了一場持久的武裝鬥爭。在這場鬥爭中，雅利安人最終成為毫無疑義的戰勝者。在後期的吹陀文獻中已不再提到這些，用以指非雅利安民族的「達休」這一術語，也較為罕見了。另一方面，用以稱呼原始的森林居民的「尼沙德」這一術語則較為頻繁地出現。對此的解釋是，雅利安人的推進和殖民的性質已有所變化。一旦印度河文明傾覆，其大部分領上被佔領，就不存在任何有先進文明的國家與雅利安人抗衡了。這時候，恆河流域似乎稀疏地居住著森林部落，它們不具有先進的文明，不能對雅利安人作出一致的抵抗。沿恆河流域而下的殖民開拓起初主要是在河流北岸，大體上是清除森林、建立農業拓居地等事項，這是一個持續好幾個世紀的進程。在未被開發的森林地區，原始的「尼沙德」部落繼續居住在雅利安領土的內地。看來，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相互容忍的基礎上的。隨著森林清除活動的進行，森林部落獨立存在的範圍自然日益受到限制，他們中的一部分以普克薩（Pukkasa）與旃荼羅Candala這樣的名稱將自己依附於雅利安人社會的邊緣，構成那些終於成為受壓抑等級的核心部分。
    雅利安人佔領印度的第三階段是在公元前800一前550年這一時期。根據。《梵書》中的材料，我們注意到在這一時期之初，雅利安人佔領印度的地段仍然比較有限。在他們周圍，環居著非雅利安民族，其中有的民族的名字已經提到過。將近公元前6世紀末，我們可以看到，在佛教和耆那教興起之時，雅利安語言和文化已在大得多的範圍內廣為傳佈。顯然，其中間有一個廣泛遷移和殖民開拓的時期。結果是，「雅利亞伐爾塔」--雅利安人的國土--的疆界有了確定：北抵喜馬拉雅山，南達文底亞山，東、西瀕臨大洋。此時的主要擴張路線之一位於西南方，它包括了阿盤底及其附近地區，並遠至戈達瓦裡河上游地區的阿濕波卡（Asmaka）和穆拉卡（Mulaka）。雅利安人繼續向東推進，佔領了孟加拉大部分地區（奔那、蘇馬、文加等等）和奧裡薩（羯陵伽）。恆河以南與這兩條前進路線相連的地區也都逐步被納入雅利安人的統治下。有關這些事件的資料散見於史詩和《往世書》各處，在這些資料中，只要提到黑天在西海岸建立德瓦拉卡（Dvaraka）、阿盤底的海赫耶人。（Haihayas）及與之結盟的部落的活動也就夠了。總的結果是，到公元前6世紀末，雅利安人佔據的印度土地已大大增多，印度-雅利安語言通用的範圍也相應擴大。反映這一時期之末雅利安人佔地範圍的地圖，也許會與現代語言分佈圖上印度-雅利安語的界線大體相符。此後，雅利安人的影響深入到南方--達羅毗茶人的印度，這已是文化滲透的問題，而不是前此的征服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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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梵書》時期，雅利安人基本上保持了其種族特徵及其吠陀文化。雅利安人社會內部有相當的發展，尤其是婆羅門的地位提高，組織增強了。禮儀也大大增多。我們賴以窺見這一時期情景的典籍，主要就是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國家組織穩定而發展，各種官職已有記載，儘管其確切職責不盡清楚。政治機構日益龐大，國家開始取代部落。文獻和考古學都證實，物質文化有了相當的進步。城市生活再度小規模地開始，因為提到的若干地方，如加姆比利耶（Kampilya）、帕裡卡克拉（Paricakra），阿桑迪瓦特（Asandivant）。看上去已是城鎮而不是鄉村了。
    公元前800一前550年這一時期中的迅速擴張帶來了這樣的後果：在新區，雅利安人的分佈比在老區稀疏得多，他們與原有居民混合的程度也高得多。這一事實在一些古代典籍中有記錄。例如《波迭衍那法經》中說，阿盤底、鴦伽、摩揭陀、蘇刺陀、達克辛那巴塔、烏巴弗利特（Upavrt）、信度和索維臘等地的人都是混雜的血統，並進一步規定為那些去阿拉塔人、加勒斯格勒人、奔那人、索維臘人、文加人、羯陵伽人和普拉努納人國土的人們贖罪的供品。這份名單包括公元前800一前550年期間殖民開拓領地中的一大部分，並且證實，這些地區只得到不完全的雅利安化，與早期發生的情況形成對照。名單中還包括一些非雅利安人部落的名稱，其中許多無疑仍保留了原有特徵和語言。
    或許應該認為，前雅利安人對雅利安文化的影響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發生的，而且這種影響與由吠陀文明到後來的印度教文明的過渡有聯繫。後來到《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時發展到頂點的史詩傳統大概也於這一時間開始形成。宗教的新發展也在這一時期初現端倪，它最終演化成為後來的印度教，在許多方面與吠陀的宗教迥然有別。成為以後印度教文明特徵的種姓制度[Varnas]，在這時由於大量形形色色的先前獨立的部落必須以某種方式加入雅利安社會結構而大大增加了其複雜性，這些遍佈於新徵服領土許多地區的部落必定構成了全體居民中的大多數。以吠陀文化為基礎的雅利安文化仍然是構成中心的因素，但自此以後，它便更加受到非雅利安的影響。最晚感受雅利安文明影響的是在南方達羅毗荼人的地區。在錫蘭，最早的雅利安人的殖民據信大約發生在佛陀時期，最初的雅利安人向南印度的滲透可能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後來，孔雀帝國控制了德干的大部分地區，只有最南方的泰米爾諸王公保持著獨立。其後的薩達瓦哈納帝國也體現了雅利安人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和滲透，可作依據的事實是，這一王朝及其後緊接著的一些王朝，均以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為官方語言。這一政治影響與來自北印度的宗教傳播--婆羅門教和佛教或耆那教的傳播--是有聯繫的。然而，與以前的擴張階段比較起來，雅利安語言並未永久地被強加於這一地區。約公元500年之後，坎納達語和後來的泰盧固語開始用於碑銘。土著的達羅毗荼因素逐漸佔了上風，雅利安印度和達羅毗荼印度之間的疆界恢復到標誌著公元前500年前後雅利安征服極限的那條界線上。與此同時，整個次大陸由一種共同的文化聯合到一起。雅利安人是這一共同文化的初創者，而達羅毗荼人和其他民族也作出了他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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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Y_AzEsyxVc